文：沈思源

最近这段时间，周围常常被“数字经济”这四个字包围，加之如今大数据的无孔不入与精准捕捉，你越关注什么，它就越给你推送什么。就连年过七旬的老师也三天两头给我推送有关数字经济的各种短视频。这使得我不得不重视起来。今天抽出了大半天的时间，李教授专门在四合院为我们几个做了一场关于数字经济的专题讲座。虽然与我想象中的有些不太一样，但依然获益匪浅。

不得不承认，在数字技术深度渗透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今天，数字经济已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重塑着全球要素资源配置、经济结构与竞争格局。梳理数字经济的发展脉络与核心逻辑，曼纽尔·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崛起》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本作为“信息时代三部曲”开篇的巨著，虽诞生于1996年，却以超越时代的前瞻性，精准预判了网络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其核心观点与当下数字经济的实践高度契合，为我们解读数字经济的本质、应对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坐标，令人深受启迪。

《网络社会的崛起》的核心命题，是揭示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一种以信息化、全球化与网络化为核心特征的新社会结构——网络社会的诞生。卡斯特指出，网络并非单纯的技术载体，而是一种重塑社会生产、权力与文化的基本组织形态，“流动的权力优于权力的流动”，信息流成为社会运行的核心脉络，这一观点与数字经济的核心内涵高度呼应。数字经济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本质上就是网络社会在经济领域的具体呈现，是信息主义与资本主义、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产物，这与卡斯特提出的“信息资本主义”理论不谋而合。

“技术与社会双向塑造”的论述，可能会打破很多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片面认知。卡斯特强调，技术并未决定社会，社会也无法完全掌控技术变迁，二者是相互作用、协同演进的。这一观点完美呼应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实践：一方面，社会需求推动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从5G、人工智能到区块链，每一项技术突破都源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正如“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提出的，要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推动技术创新适配产业转型需求。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反过来重构经济形态，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催生了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智能制造等新业态新模式，让数据的乘数效应不断凸显，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卡斯特提出的“流动空间”理论，更是精准预见了数字经济的空间重构逻辑。他将流动空间定义为“通过流动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认为信息技术打破了地理空间的束缚，让信息流、技术流、资本流、人才流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这正是数字经济“无边界、高协同”的核心特征。如今，我们看到，数字经济打破了传统产业的地域限制，产业园区向数字化、虚拟化转型，跨区域、跨平台的协同发展成为常态。同时，卡斯特也提醒我们，流动空间并未消解地方空间，而是与地方空间相互交织，正如当下乡村直播经济将地方特色文化接入全球消费网络，让地域性价值在流动中得以激活。

阅读过程中，最让我触动的，是卡斯特对数字经济发展中矛盾与挑战的深刻洞察。他批判地指出，网络社会的发展并非完美无缺，技术赋能的同时，也带来了平台垄断、数字鸿沟、劳动异化等问题，这与当前数字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规范”的现实高度契合。书中提到的“流动的牢笼”，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数字时代的隐性困境：数字技术在赋予人们便捷与自由的同时，也形成了无形的控制，比如平台垄断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均，数字劳动带来的工作节奏加速，以及部分群体因数字素养不足而被排除在数字红利之外。这些问题，正是当前我国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破解的难题，也印证了《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的现实指导意义。

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是技术的单一演进，而是技术、社会、制度协同发力的过程。卡斯特的著作告诉我们，数字经济的本质是“网络赋能”，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网络连接，释放数据要素的价值，推动效率提升与公平普惠。当前，我国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既要强化关键技术创新，提升核心产业竞争力，也要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破解发展中的各类难题，让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求。

读完《网络社会的崛起》，我不仅读懂了数字经济的理论源头与发展逻辑，更明晰了数字时代的责任与使命。这本著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前瞻性的理论预判，更在于其引导我们以辩证的视角看待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数字经济的浪潮已不可逆转，卡斯特的思想如同灯塔，指引我们在技术变革中坚守方向——既要拥抱数字技术带来的发展机遇，主动适应网络社会的发展规律，也要警惕技术带来的风险与挑战，通过制度设计、文化自觉与集体行动，实现技术与社会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