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重新产生活力，一切都会变好。在我们即将离开特拉维夫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发觉我怀孕了，这似乎是一个特别好的预兆……但事情从来就不是那么简单，少了莫里斯，我无法安顿下来。现在我已经不存幻想了，显然它既不能够也不愿意回到梅尔哈维亚去，是去是留，必须做一个最后的决定。而且这个决定得由我来做出，直截了当地说，我必须决定哪个是第一位的——我对丈夫、家庭和孩子的责任，还是我真正需要的生活？

我明白在我的责任和内心渴望之间，责任是第一位的，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停止想念那种不属于我的生活方式……我没能过上设想的那种平平安安的家庭生活。相反我们在耶路撒冷的4年是我最悲惨的经历，当你也像我那样体验过之后，就会感同身受，那是怎样的多灾多难，几乎什么都乱了套。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在重复母亲经历过的那段最糟糕的日子。我时常心情沉重地回想起她给我们讲过的他和父亲在俄国的贫穷岁月，我们的问题不是钱，我当时和以后都不是很在乎钱，物质上的享受对我来说也并不重要。

首先这两者我从来都不多，而且我们来巴勒斯坦不是想改善我们的物质条件，我和莫里斯早就知道贫穷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们都习惯了普通的和最低的生活标准，我们都决心置身于那种要求很少的生活方式，吃得饱穿得暖，有干净的地方睡觉。有时候买一本书或一张唱片，就是我们两人期望的物质生活……

这一天，我走了三百多公里。早上六点十分从曹妃甸出发，那时，天空还没有露白，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我踏上了回京的路。大货车在高速上像一个个排着长队快速移动的庞然大物，有时又似乎像失控的猛兽，“呼”的一声从我们的车子边急驰而过。黑夜，似乎隐藏了太多的危险，好在虽然车子一路向西，但我们很快在黑暗中迎来了晨曦，迎来了朝阳。

在三个小时的路途中，我一直在喜马拉雅平台上听着《梅厄夫人传》。在许多人的眼里，我每天这么忙忙碌碌，起早贪黑，近乎是自讨苦吃，甚至不明白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干什么？为何要这么执着？我应该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要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开垦出一片绿洲来，营造一个我理想中的家园。所以我这点苦算什么呢？相比梅厄夫人当年离开美国抵达特拉维夫的时候，我如今的境况不知要比她好上多少倍？只是在精神的层面上，我们有太多的相似之处。我们都是开创者，都愿意为了一种更崇高的理想而放弃安逸的生活，如同我当年放弃加入美国籍而选择回到中国，放弃嫁给亿万富翁而选择过独居的生活，放弃所谓文化人的自由逍遥而选择艰苦创业……

人注定不可能什么都要，什么都做。我们只能选择其中几个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并且愿意为之倾注心血甚至付出生命的。无论是人还是事业，皆如此！

如同这一天，即使我从黎明走到天黑，也只能走几个地方，见几个人。先是从唐山到丰台，见了从外省来北京的一位友人，聊了两个小时后，我们握手告别。

随后去了老爷子家里，接上老两口，一起吃了午餐，聊了两个小时后，又将老两口送回家，然后我赶往通州。

约好了，凯歌带着大东到我的书房，他说让大东认我做干妈。我说，不如认教母吧，这样可能更符合我们的角色关系！

在我看来，教母的角色对孩子的成长具有更加重要的象征和实际意义，具体关系到几个方面：

情感支持和指导。可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起到情感上的支持和陪伴作用。当孩子面临困惑、挑战或情感上的波动而父母无法给予有力支撑时，教母可以成为孩子倾诉的对象和支持者。可以帮助孩子感受到更多的爱与关怀。

道德和精神引导。教母不仅是孩子父母亲密的朋友，对孩子而言，还承担着一定的道德和精神引导责任，从而帮助孩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信仰体系。

社会和家庭网络的扩展。认教母可以帮助孩子扩展社会和家庭网络。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孩子往往需要接触到不同的社会角色和视角，认教母可以提供一个“第二家庭”的支持系统。当父母无法提供某些资源或支持时，教母可以帮助填补这个空缺。甚至可能为孩子提供不同的教育、文化或生活经验，使孩子获得更广阔的视野。

榜样的作用。作为榜样，教母可以影响孩子的性格塑造和行为习惯。她的言行举止、处事态度、甚至处理生活困难的方式，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成长。

文化传承。认教母往往意味着家庭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扶持，也有着文化传承的意义。对于孩子而言，这样的仪式和家庭关系有助于他们了解并融入自己的文化背景。同时也是对孩子多维支持系统的体现，以及孩子情感、道德、精神、社交等方面的多方面的支持者。帮助孩子更好地发展成为一个对人类会有贡献的、具有社会适应力的人。

凯歌同意了我的建议。并说要把大东的双胞胎弟弟小东也叫过来，一起认我做教母。我欣然应允。

接下去的两小时，我与大东的对话。我很好地尽到了一位教母的责任。我相信，大东从今天开始，已经不一样了，他正在从灵魂层面发生一个质的飞跃……

沈思源于2025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