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摄·总第1667期）

      我生于1947年10月10日，农历丁亥年的8月26日，这天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当此时，正是国共内战如火如荼之时，毛泽东运筹帷幄与蒋介石斗智斗勇，一年后的几场战略决战彻底摧毁了蒋的政权，全国上下，终于在1949年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我在读小学时，老师们就经常说：“你们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这是那个特定年代打着时代烙印的教育口号，我虽然生在旧社会，却是在襁褓中度过了旧社会的俩年，当然对它不存在任何记忆，因此，今日所忆及的，全是“长在红旗下”的点点滴滴。

        我的出生十分贫寒，父母均为二婚。父亲的原籍是本县樊家夭乡善友喇嘛村，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三道营乡水泉村人董氏，与我父亲结婚后育有一子，婚后数年患病身亡，不到一岁的儿子也紧接着夭折。我从后来父亲讲述此事时淡然的语气中感到，旧社会如我父亲一样的穷苦人，亲人的亡故似乎并不比贫穷和饥饿更让人痛苦和绝望，更何况他少年时代就经历过母亲的亡故和兄嫂的冷遇，青年时代又接二连三遭遇了妻子、父亲、幼子的亡故，苦难的日子早就磨砺出他性格中的淡然和木讷，所以死亡于他而言，并不能激起太大的悲恸。死的已死，活着的还要活下去，家徒四壁的父亲孑然一身后便四处辗转给人打工扛活，甚至揽长工糊口，漂泊无依，居无定所。四五年后，父亲与我守寡的母亲成婚，才终于定居在了舍必崖乡的下布袋沟村。我母亲是上布袋沟人，十六岁时做了下布袋沟马家的媳妇，二十四岁时前夫马三罗不幸病逝，一个年轻的农村寡妇拖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苦苦挣扎了几年之后，难以生存，后来经人撮合，与我在当地揽长工的父亲重组了一个残破简陋的人家。父亲孑然一身，母亲好歹有个居所，所以当时看来，父亲是入赘。后来他们相濡以沫四十余年，度过了苦难的一生。 

        母亲和父亲成婚后，又育有三子一女，我是老二，我还有一兄一弟一妹，加上俩个同母异父的哥哥，我们兄弟姊妹共6人。这样一大家人，全靠我那仅会劳动而没有任何技艺的父亲来供养，并给我俩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娶妻成家，其艰难程度是不言而喻的。从我记事起，家里就穷得缺衣少食、捉襟见肘。每年青黄不接之际，总要饿几天肚子，劳动回来的父亲曾经饿得一头栽倒在大门口的粪池子里，这个情景我至今记得。16岁之前，我没有穿过新衣服，冬天从来没有御寒的袜子，鞋子也是母亲补了又补、父亲钉了又钉，那种套在脚上沉重、冰凉、坚硬、硌脚的感觉，我至今也还记得。

        因为家穷，我念书较晚，十虚岁时才上一年级，是在临村东营子上的，东营子村离我们村约二里地远，是周方围比较大的一个村庄，约有七八百口人。东营子小学是一所一至四年级的公办初级小学，当时的校长，是岱州窑村的胡维景，他尽管学历不甚高，却是一个在周边村乡很有名气、也很受人尊敬的人。这所学校于1961年升级为高级小学，增加了五到六年级，我就是于1962年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我虽然入了学，却什么也不懂，也不想懂。还记得当时的一、三年级是复式班，我念一年级。老师前半节课给一年级讲课，后半节再给三年级讲，给三年级讲课的期间，会给一年级布置作业让我们做，我是从来不做作业的，不想做，也不会做，更不知道为什么要做，为了不让老师批评，我就假装削铅笔，一直削到下课，如此伎俩，反复使用。

        在东营子小学糊里糊涂念完一年级，我又折回了本村布袋沟念二年级，因为布袋沟村也从别村雇回了老师。我还记得雇回的第一个老师是伍全红老师，然后是刘来老师，他们都是离我村五六公里之外的西厂圪洞人。教室是大户人家的闲房，课桌一律是自备的炕桌，这样就不用板凳也能念书，我们盘腿坐在炕上学习语文算术，气氛很像旧社会的私塾。时至今日，我的那张炕桌还存放在我老家的老房子里，那张带着抽屉的四方小桌子，是我父亲用十斤猪肉换的，它陪伴着我们姓王的三兄弟度过了人生中的启蒙。

       我在布袋沟念到四年级，又接着去东营子继续读高小。进入高小以后，我的学习竟然突飞猛进了起来，尤其是语文和写作，每到作文讲评时，我的文章几乎次次都是范文，当时教我语文的是舍必崖乡的侯珍老师，他是公立教师，他对我的不吝赞赏和高度重视，使我赢得了同学们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我学习的自信。

        其实这种状况的转变，与我读书较多有很大关系。

        记得前几年莫言在斯德歌尔摩领奖的时候曾经说过，说他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唯其讲故事，才成就了他文学上的辉煌。说起故事，我是有颇多感慨的。我当然不能和莫言相比，但启蒙之初的我，却是个爱听故事的人，也唯其听故事，才把我引进了书籍的殿堂。

        小时候，我们村在冬天农闲的时候，总有几户人家聚起一屋子的人，由一些看过书的人正襟危坐，给村民们讲故事听，人们把这种活动叫做"叨书"，我也追着听。叨书的内容大多是武侠一类，像《七侠五义》《薛仁贵征东》《呼延庆打擂》《封神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等，还有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也有“三言”“二拍”。这些书，都由叨书的人整本整本地讲过，他们用绘声绘色的土话把书中情节分享给没有看过书的人。有几个人讲得还真好，把书里那些英雄人物、才子佳人、平民百姓的行为讲得如在眼前，当时那种听书的激动心情绝不亚于看戏。由于听书的人多，基本全是大人，我年龄小，总是挤进去听，人家就很不欢迎。后来我就不去听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看书，我要从书中获取更多、更精彩的东西。

        我记得我看过的第一部书是《水浒传》，这是我在舍必崖读高小的三哥给我买的，是解放后出版的被清代的金圣叹腰斩点评的71回本。《水浒传》看完后，我三哥也再没有余钱去买别的书，但我已经对书有了更加强烈的渴求。

        命中注定我会与书结缘，我少年时期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遇见了我的同学陈新元，陈新元是陈玿的儿子，小我一岁，性格很好，人也聪明。其父陈玿，曾在傅作义领导下的华北剿共总部政工处当过中校秘书，还在临解放前当过和林县的县长，后来随董其武参加内蒙9.19起义，和林一中建校后还当过老师，再后来被划为右派，不久病逝。陈家是书香世家，他们家的藏书很多很多，因为我与陈新元的关系很好，所以我少年时期所看的书绝大部分都是由他提供的。起先借的是《三国演义》，是毛宗岗点评的版本，线装书，由于当时我追求的是故事情节，毛的点评基本没有看，后来有了阅读需求很想看，可惜书已经还给人家了。看完《三国演义》后，就接着借了《东周列国志》《聊斋志异》和《镜花缘》等，《聊斋志异》看得时间最长，当时我13岁，由于全是文言，要看懂，就须细究，在这种情况下，我是靠着一本新华字典和四角号码词典一路走下来的，攻克完这本书后，自我感觉收获颇多，写文章也变得顺手了起来。

        除了陈新元，我还有另外俩个来书渠道：一个是我外祖父的兄弟李世江，一个是本村的牛培珍。

        我外祖父据说也是个读书人，他去世早，我没有见过，外祖父的弟弟李世江，我叫“二姥爷”，此人四书五经全读过，还是个中医大夫。巧的是，外祖父兄弟二人的子嗣们全都不爱书，因此他们的存书后来基本上全部被我继承，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俩部书是《幼学须知》和《古文释义》。尤其是《古文释义》，其中尽是名家名篇，它和《古文观止》的文章大同小异，有些甚至比古文观止囊括的内容都要多，有些名篇我都能把它们背下来，比如开篇的《郑伯克段于鄢》《曹刿论战》《介子推不言禄》，还有其中的《苛政猛于虎》《归去来兮辞》《岳阳楼记》《醉翁亭记》等，直到现在其中经典之句段还时常萦回于我脑海。还有一部朱熹集注的《诗经》，是木版印刷的书，这些书我都如获至宝，不停地诵读，尽管不十分懂，但读得多了，也如古人所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另有一个来书的渠道，是牛培珍给我提供的，牛培珍小名叫牛兰田，他也是我的同学，他的父亲牛永富也是个读书人，在旧社会还当过国民党的乡长，后来也是随董其武起义的一员。牛兰田给我提供了两部很有价值的书，一套是白话四书，这套书我看了不知多少遍，并把它们全部抄录了下来，我的古文突飞猛进，与抄录这部书有很大关系；还有一部是《三苏文萃》，是苏东坡父子三人的论文合集，其中有两篇我崇拜至极，即苏洵攻击王安石的《辨奸论》和苏轼歌颂张良的《留侯论》，这两篇文章的语言与所表达的思想对我影响甚深。

        现在想来，我学习古文的过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起初是为了看一些文言小说，追求热闹的故事情节，后来对一些文学评论我也爱好了起来。比如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尽管它是白话写成的，我一开始好歹也是看不进去，直到看了胡适乃至许多红学家的各种介绍及评论，我才逐渐对它有了兴趣。我后来常想，古今中外没有哪一部书象《红楼梦》那样引起广泛的评论，甚至还由此衍生出一个“红学家”的群体。其评论的著作也是汗牛充栋，甚至连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也对它赞不绝口，这就逼得你硬着头皮也要把该书读下去，这当然是后来的事了。

        读书给我带来了无限的乐趣，这不仅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也开阔了我的视野。进入高小以后，伴随着我对古籍的阅读，现代小说也进入了我的视野，我还记得我读的第一部现代小说是反映抗战的《烈火金刚》，接着我又读了冯德英的《苦菜花》和《迎春花》，梁斌的《红旗谱》和《播火记》，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巴金的《家》《春》《秋》等，矛盾的《子夜》，郭沫若的《洪波曲》以及周而复的《上海的早城》等，农村体裁的，我读过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 在桑乾河上》，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三里湾》。至于后来出版的一些小说，如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等书，更是反复读了许多遍，而且对我的影响更深。另外，外国小说我也读过一点，如《日日夜夜》，《海鸥》，但印象都不深，而印象最深刻的，是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书中的主人公保尔当作圣人一样的崇拜。

        读书越来越多，视野也变得越来越宽，思维也越来越缜密，表达能力也变得越来越强了，我真正体验到了"开卷有益"和"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精髓。

        我是1962年从东营子小学毕业的，那年6月，我在董家营公社所在地参加了小升初考试，我们班有8位同学考入了和林一中，即东营子的冯聪 、秦国栋、秦万宝、秦锁恒和孙秀芬，布袋沟的我和刘高万，麻黄圪洞的张士英。

        我上学不多，但教我的老师很多，我至今印象很深的有三人，即舍必崖乡土不灿的侯珍，巧什营乡大新营村的兰春茂，还有董家营乡麻黄圪洞的王建直。他们三人无论是学识还是人品都是值得称道的。我念书时，他们对我都很关注，但每年给我的操行评语中都有“个性太强”这样的评价，我在当时还不甚理解，后来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中，我才渐渐理解了这一评价的真谛。我一生的各种不得志、各种吃亏，恰是因为这一性格导致，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一性格，我这一生，也基本都遵从自己的内心活着，使我自己成了一个“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无愧于自己本性的“匹夫”。

        被中学录取的那一年，我的三哥王修也考入了托县高中，家里太穷了，我父亲决定只供一个，我三哥也是个读书的好苗子，又比我高出三个年级，所以我只好辍学，三哥继续读书，三年后他考入了内蒙古师范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师范大学。

         辍学后我就开始劳动，每天和生产队的队员们一块上工， 一块干活。由于六年来养成了习惯，所以尽管不念书了，晚上回家我仍然继续看书学习，我常常把一些需要记住的东西写在胳膊上，或劳动工具上，如锹把和锄把上，我向来记性好，不用专门去背诵，这样一天下来，也能记住不少东西。缺点就是字写得很潦草，很不规范，我一辈子都写不好字，大概与这种习惯的形成有很大关系。

        我们的村子不大，却是一个崇尚文化的村子，由于我看的书多，开言吐语自然带着一点文化气息，这赢得了一些父老乡亲们的看好与重视，他们纷纷向我父亲提出建议，即使砸锅卖铁也应该供这孩子去读书，否则将是一辈子的遗憾。记得当时和林一中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我父亲果然被人们说动了，他向在公社当大夫的我舅舅借了20元钱，下决心准备送我去一中读书，我高兴地向我的俩姨表哥贺兵在打听，问他迟去一个月，学校还收不收，贺兵在回答我说："收，肯定收！"，他还说，学校公布了新生的名单，他看到我被分配到了27班。他的话更给了我无限的期待和向往。

        然而，大概是生活想和我开个小小的玩笑，我本来满心欢喜地准备去一中念书了，收拾行李时才想到，连一床铺的褥子也没有，这个奢侈的东西，我们全家谁也没有，盖的被子也是破烂不堪的旧棉絮烂布子补衲出来的。此情此景，我父亲只能安慰我说，人家刘二那么有钱，还不让儿子去念书，像咱们这种穷人家哪能供起俩个念书人。

        我念书的梦想终于彻底破灭了！和林一中27班，从此在我的心里成了一个不可企及的名字。

        记得当时布袋沟在一中读书的人，有南头的张团凤，刘枝莲，陈彩萍（陈新元的姐姐），北头的李文善，贺兵在和刘连万。每到开学时，我看到他们相跟上步行去40华里外的一中求学，他们那有说有笑的情景至今都历历在目，反观我自己，却和村里的社员们在一起扛锄头送大粪，我当时心里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样的难受滋味，说实话，我并不鄙视劳动，但我更爱念书。刘高万也没有去念书，那是其父刘二故意没有让他去，他家的光景在村里算是数一数二的，刘二曾和我父亲讲，说娃娃们念成书以后就会离开家，见面就很难了。由于刘二的些微影响，加之我家实在是穷得无力承担，这就决定了我的求学之路只能止于小学六年级了。

        我彻底与学校无缘了，只能老老实实待在生产队里劳动。当时的国家政策是紧紧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富农。我家是下中农，但由于我村的生产队长和大队支书与我们家里人的关系不十分好，所以即便再穷，当然也得不到关注。当时我们村的小学要用俩个民办教师，大多数社员都推荐我去，但队里的干部不用我，而是用了另外俩个人，一个是没有考上高中回乡劳动的李文善，这个当然无可非议，因为李文善毕竟是在和林念过初中的人。但用的另一个人却是我的小学同学，此人念书时在班里成绩倒数第一，用他的唯一原因是，他是队长的堂弟。

        我只能跟随大伙继续我艰苦的劳作，我劳动速度极快，干活却不精细，我经常挤出劳动的时间读书，劳动质量差，就经常被扣工分 。还一度因为我扣工分最多，队里人们给我起了"老扣"的绰号，甚至在老年回乡时，乡亲们还亲切地叫我这个绰号。

        1964年，村里的牛茂全当了生产队长，安排我开抽水的柴油机，这在当时也是个令人羡慕的工作。记得当时我们村正在打一眼大口井，全村的男女劳力足有五六十人，一起在村东边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打井，那时的水位较低，俩米左右就见水了，见水以后要再往深挖，就得不停地往外抽水，以防淹没打井的人们。后来打得深了，井下最底层的人穿着及膝的长筒雨靴也挡不住越来越高的水位。一个叫云雨世的人在下边吆喝我：“老扣，发动机器再往上抽一股股水！”我就发动机器又往上抽，由于水和泥沙混到一起，10马力的柴油机负荷太重，怎么也抽不上来，我就把阀门开到最大。这一开不要紧，直接导致柴油机飞车，滚滚的黑烟上串，凄厉的轰鸣声响彻天空，我吓得不知所措……不知是谁，忽然喊了一噪子：“机器爆炸呀！”，这一喊，把当时在各个台阶上往上运泥沙的人们吓得撂下工具抱头鼠串，直跑到离大井很远的地方才停下。然而最后，机器并没有爆炸，它像一头发疯发累的猛兽一样，燃尽了油，自己偃旗息鼓停了下来。

        自此以后我就辞职不干了，我深知自己不懂物理，操作不了机器，也不感兴趣，不是干这个的料。若干年后我从乌海调回和林，我的三哥曾打算让我去邮电局开大车，那时汽车司机也算是十分吃香的职业，但我不爱，坚决不去，说心理话，我是有自知之明的，如果那时我真的选择了司机这一职业，或许一些无辜的生命就会死在我笨拙的车技之下了，而和林县的教育系统，也就少了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民教师。

        命也，运也，我不讲迷信，但是有些事确实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你只能接受和顺应它，然后多做准备，多储备知识，机会来时再努力争取。不然的话，终会被时代淘汰。我始终相信，命运总会眷顾那些有准备的人。

    【作者简介】

       王佩，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人，1947年生，中共党员，  1969年参加工作，先后于和林二中、和林一中任教，现已退休。

来源:王利君推荐

编辑推送:【文仙雅阁】微平台~主编小鱼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