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黄毅散文集《疼痛史》

刘涛

苏珊·桑塔格说:“我的主题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情形。”从而为我们搭建了一个阅读、理解黄毅散文集《疼痛史》的平台。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从身体层面去理解疼痛，还包括精神层面、社会层面。在疼痛被书写下来之后，它就具有了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使之具有了整体性，我们也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时间的疼痛、历史的疼痛以及现实的疼痛，它是一种以哲学为支撑点的写作。“修辞手法”“隐喻”是我们阅读《疼痛史》的基本出发点，即它不是个人日记式的病中隙笔，更不是具有个人简史性质的流水台帐。也正如吴红涛所言:“当人类为疼痛所困扰，艺术理应如约而至;人类面对疼痛的无为，恰恰构成了艺术存在的一个潜在条件。”

从严格意义上说，疼痛是无法表达的。甚至在医患之间也无法交流那种真实的疼痛感觉。而这种困境恰恰构成了《疼痛史》的原点，只有诉诸于文学，才能完成一种倾诉的欲望，才能将对疼痛的感觉放大化，形成一套完整的阐释系统。

《疼痛史》营造了一个由人类痛感所组成的语言空间，它不是单纯依靠想象力建构的空间，而是依靠沉重的记忆组成——家、国、天下以及人——不乏切肤之痛。疼痛已不是作为一种身体感觉，而是作为一个大写的词出现，并从这种书写中抽绎出独特的概念，体系。这种书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心理能动的体现。

一、“因为疼痛，所以我知道我是活在当下。”

《疼痛史》以第一人称展开，记录了“我”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和痛风的病史。自有生以来，人类的成长就伴随着疼痛，而克服病痛、减轻疼痛对肉体和精神的伤害，也在从医学面、艺术层面、哲学层面进行着。《疼痛史》标志着新疆散文继续向哲学维度推进的创作方向，他不同予农耕时代的传统话语，也不同于以民族风情见长的地域性表达，而是着力于哲学层面的开掘。这一点，在《疼痛史》中有鲜明的体现。在《疼痛的缘起》中，作者就阐明了自己的写作立场，渗透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疼痛不仅仅根植于肉体，它还弥漫于人的精神。精神的疼痛似乎更加隐秘。”从而将疼痛引入精神层面，疼痛带给人精神上的痛苦往往是秘而不宣的，但它着实又是肉体之上附加于人的精神锁链，因此，人类要摆脱肉体疼痛，必先从精神上能够摆脱疼痛的困扰。他说:“疼痛是肉体的哗变、灵魂的背叛。也是外部力量作用于精神而产生的不同梯次的震颤。”

“我的疼痛记忆起源于而立之年的一次青春冲动，原非体育老师的“我”想在学生面前“露一手”，给学生示范跳远的技巧，“我的梦也飞起来了，我仿佛又回到了我的中学时代，少年的冲动和好胜重又回到了我的血液中”，然而，我最终却听到“咔吧”一声，“那声音来自腰部。”通过疼痛的缘起，“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人要知道啥时候该干啥。”书中每一种关于疼痛史的记录都带来深挚的的思考。从这个意识上，我们说《疼痛史》是一部来自主体的描述状态。

文字与哲学之间有一条秘径通道，相互贯通。也正如德国学者温格尔所指出:“文学不是把哲学知识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中，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一般态度。”《疼痛史》自始至终贯穿这一理念，也自始至终贯穿着这一种“对生活的一般态度”。为了治疗腰椎间盘突出，我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治疗仪式，贴膏药、拉伸仪、倒挂……这种种方式加深了对疼痛的体验，治疗的过程也像是附加在身体之上的另一重痛苦，有对酷热的煎熬、有类似于五马分尸的惊惧，每一次兴冲冲奔着希望而去，却总是换回沉重的失望而归。伴随着精神上的巨大起落，悲喜。因为疼痛，我知道我还存在，这是作者面对人生磨难的最大觉悟。

二、“那疼痛犹如晨钟。”

中国古有“明哲保身”之说，《张锡纯医学全集精编丛书·医学衷中参西录·医论篇》释为:“此身不陷于罪戾为保身，此身不陷于疾病亦为保身。”然而，世上有几人能免于疾病缠身，又有几人能够弃绝疼痛。人生而疼痛如影相随，欲达到“明哲”之境，何其难也?然而，首要的是知进退，知道哪些事能干，哪些事不能干。

在《大哥》《爆炸》诸篇中，能读出深重的家国之痛。他们没有轰轰烈列的壮举，却在平凡中闪耀着深挚的家国情怀，《疼痛史》不是着眼于宏大叙事，而是从小叙事入手，从普通人之痛着手，写出平凡人的不平凡之处，曾经在部队参加过特殊机密任务的大哥，退役的第一个年头就在晨练中病逝了。一个前来悼念他的战友，在墓前念叨了一声:“老黄，你太不孝了。”这是对大哥一生的概括:十八岁外出当兵，基本上照顾不上父母，刚退役回到老人身边，却又让白发人送黑发人。在《大哥》中，着墨不多，却饱含深情。这种简洁的文风代表了黄毅一贯的创作风格，实际上在这里又涉及疼痛的第二个命题——死亡。死亡是疼痛的加速器和截止阀，只有彻底的死亡才能终止锥心的疼痛。一场惊心动魄的油库大爆炸后，人群围拢中的大霞静静躺在满是油污的工地上。黄毅笔下塑造了一大群疼痛者的形象，既熟悉，又陌生。这些都得益于他精湛的叙事策略。

从语言入手,把疼痛描绘得非常精致，有各种姿势的疼痛，还有各种状态的疼痛，黄毅的疼痛修辞展现他语言的功力，甚至像一个疼痛分类学的专家。大老王的老婆情急之下扑在孩子身上,被坍塌地窝子的断梁砸得内脏出血，当即毙命;诗人谷闰靠近尾椎处被整个挖去一大块，在创口处压上足有一两公斤的沙袋止血,饱受病痛折磨的身体成为诗人临终的形象。据说，疼痛有十个等级，每个人都在承受不同级别的疼痛，直到痛无可痛、痛不欲生。疼痛除了带给我们最后的绝望，也带给我们许多疼痛的智慧和哲思。

疼痛的社会性。在索绪尔那里，语言是二分的:能指和所指。《疼痛史》的文本价值不只是建构在身体感觉之上，它是把疼痛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提炼出来，关键是疼痛的价值何在?被行刑的犯人和战场上牺牲的烈士，遭遇同样的疼痛，但他们的价值截然相反。烈士的疼痛具有崇高感。从这个意义上说，《疼痛史》既是一部疼痛的哀歌，也是一部疼痛的颂歌。其中有新疆屯垦戍边事业的壮怀激烈，也有对奋斗一生建设者的哀婉低迴。正因如此,面对疼痛，黄毅的笔调不是低沉的，他的意识当中始终有战胜疼痛的意志——人在疼痛面前并不是消极的。不管是“我”大哥”母亲”“父亲”，甚或之诗人，那些带看病痛的肉体行走在大地上，散发着生命的蓬勃力量，一部《疼痛史》是对于个人生命史的咏叹;一部《疼痛史》，显示了思想的力度。

三、《疼痛史》的文学性和原创性。

从《疼痛史》中，我们很容易联想起福柯的词语——规训。规训是通过外在的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而疼痛更多通过内在的身体记忆来完成自己。“它(病痛)被上帝在人还没完全成形的时候就提前根植于肉体，思想的改造往往是通过肉体来实现的，所有的酷刑都是针对肉体来的，最终屈服人的意志。”常年与疼痛的抗争，带来独特的疼痛体验，疼痛教会人思索。但这种思索是通过艺术的手段来完成的，体现出词的亲和力，给人以美的感受。《疼痛史》以文学的形式传达了正确的价值导向，融美与正义于一体。过不禁使人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艺工作，习总书记指出:“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疼痛史》高度的文学性恰恰在于保持了作家精神的独立性，并且通过创作实践拉伸了疼痛母题的内涵与外延。他的叙事中存在高度的直觉化却又贴近现实。《疼痛史》不是想象的产物，而是一种主流现实主义的作品，让人读后有深刻的现实感，作品中想象、夸张的成分很大程度上被疼痛感遮蔽了，腰椎间盘突出的疼痛刚刚治愈，痛风又随之而来。旧的伤痛摆脱了，新的伤痛又不约而至。这既是一种现实体验，又是一种高度隐喻化的喻体。在这里，“疼痛”成为一种修辞手法，而惯常意义上的意象、意境消失了，读者在极端的疼痛感觉中负重前行。

从当下文学创作来看，集中以疼痛为母题的文集尚不多见，《疼痛史》进一步拓展了疼痛题材在文学领域的深度。通过对疼痛的描写展现了人类的温情，展现了人类的亲情、友情和家国情怀。在《疼痛史》中我们没有看到怨天尤人的负面情绪，因为疼痛使人的本性得以流露。“人之初，性本善。”在疼痛和死亡的双重压迫下，人回到了原初状态，在这个原初状态下考量人性，是《疼痛史》具有试验性的写作动机。至今为止，从这个层面来阐释“文学是人学”的作品尚不多见。在疼痛的压迫下，不管是腰缠万贯的商人，还是身无分文的穷人，开始回到同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就是生命的原初状态。《疼痛史》正是在这个起点上来看待、回答人生的诸多问题，来解释困扰人类的许多社会问题。这一点，充分体现了《疼痛史》的文学性、原创性。

正如浙江湖州学院教授何英所说:“黄毅是一个被低估了的作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作家本身的低调，黄毅虽然也获得了一些重要奖项，也只是任其自然，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另一方面是文学批评失去了独立性。正如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余丁所说:“批评如果不是独立的，那(美术作品)的好坏就没有标准，那就谁说了算呢?价格说了算，市场说了算。因为批评没有声音了，那就是卖价最高的作品就是好作品，谁的作品卖价高，谁就是著名艺术家。所以，批评必须是独立的，既不能被金钱左右，也不能被其它因素左右。”可谓语重心长，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