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微摄影友们，你们好！

       我是李文利。微摄号是liwenli。

       我有一位好朋友叫唐堂，她最近来我家做客，采访了我先生任树高，然后写了一篇采访集，很值得一阅。我现在推荐给大家。

       唐堂女士的简单情况如下：

       唐堂，资深记者，曾派驻纽约多年。新闻作品曾多次荣获浙江新闻奖及全国新闻奖，多篇通讯作品被选入复旦大学新闻系辅助教材。文学创作涉猎报告文学、散文及中短篇小说。代表作长篇小说《彩裳》以磅礴笔力，生动再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家拼搏进取、走向世界的传奇历程。

       下面就是唐堂女士的文章，还有任树高的配图以及文字说明，该文最后还有从未发表过的布列松和弗朗克分别赠送给任树高的两幅签名作品，现与大家分享。谢谢！

寒冬的单鞋与缠胶布的相机：

听任树高先生追忆法国摄影大师玛蒂娜·弗朗克

引言：耄耋之年的围裙与近五十年前的快门

      北京一个寻常的午后，八十多岁高龄的任树高先生坐在桌前。他清瘦，精神矍铄。记忆的闸门一开，当年的故事便如汩汩清泉，缓缓流淌。整整五个小时，他侃侃而谈，不曾停歇，眼里闪着属于年轻人的炽热。倾谈结束，任老极为自然地系上围裙，亲自下厨，执意留来访者吃饭。那份真诚与细腻，没有半点客套，自然得像在给远道归来的家人做一顿家常便饭。

       人如其片，片如其人。任老这辈子拍过无数名人和珍贵的历史瞬间，那些作品无一不和他的为人一样：浑然天成，出于自然，却倾尽心力。这种对人、对艺术的极致真诚，早在五十年前他与那台相机的初遇时，就已写下注脚。

第一章：命运的基辅相机

       任树高出身普通，却天资聪颖。在那个年代，他是黑龙江哈尔滨唯一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的学霸，进入北大学府后，他做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学习法语。语言的精准与法兰西式的浪漫，为他日后进入中国文联国际部担任翻译埋下了伏笔。

       大学毕业后，命运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他被派往刚果工作。非洲的日子清苦漫长，他从微薄的津贴里一角一分地攒下零用钱。回国途经莫斯科时，他在橱窗里看中一台基辅相机。用全部积蓄买下它的那一刻，命运便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此后，任树高成了时代的"潜行者"，在工作和业余时间里默默拍下了几万幅作品。退休后，在儿子资助的三万元支持下，他精选了八十年代的部分作品自费出版成集，硬生生地在历史的空白处，一帧一帧地凿出了时代的微光，填补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摄影史上一段珍贵的空白。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刚刚打开国门。万物复苏，渴望了解世界的中国与迫切希望一窥中国的西方骤然相遇。由于时代刚刚开启弥合与交流，鲜有人有意识地去记录这一切。而精通法语、身在文联欧非处的任树高，就在那个大启大合的当口，奉命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外国文化艺术家——法国著名女摄影家玛蒂娜·弗朗克。

第二章：寒冬的单鞋与价格不菲的胶卷

       玛蒂娜·弗朗克是世界抓拍大师、"决定性瞬间"理论创立者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妻子，布列松还是著名的马格南通讯社的创始人之一。可贵的是，玛蒂娜·弗朗克并没有躲在丈夫的光环里，而特立独行，鞠躬尽瘁，成为那一时代西方最杰出的女性纪实摄影师之一。

       1980年3月2日傍晚，玛蒂娜·弗朗克抵达北京。她是改革开放后文艺界第一批自费来华的外国友人，所有食宿行皆由个人承担。这意味着，作为全程陪同翻译兼记录者的任树高，如果想拿起相机与她同行记录，所有胶卷费用也须自行解决。

       那是一场在物质匮乏年代近乎疯狂的"光影献祭"。当时任树高月薪不过几十元，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的担子沉甸甸地压在肩上。而一个黑白胶卷要8元左右——每按一次快门，就是在消耗并不丰厚的薪水。但他咬牙省吃俭用，一拍就是几卷。

       那年北京冬天滴水成冰，人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外国友人裹着厚外套，而翻译任树高脚上只穿着一双单薄皮鞋。脚下是冰冷骨感的现实，眼里却是滚烫激荡的时代。他就这样紧跟在玛蒂娜·弗朗克身后，在寒风中奔波，用昂贵的黑白胶卷记录着玛蒂娜·弗朗克眼中的中国，也记录着这位国际摄影大师在中国的日日夜夜。

第三章：在泥淖与菜棚里亲吻土地

       五个小时的倾谈中，任树高先生提到最多的，是玛蒂娜·弗朗克对光影近乎本能的痴迷。"只要有光线，她就会去街拍。"八十多岁的任老眼里闪着当年的震撼。

       那种属于顶级摄影师的敏捷与纯粹，深深烙印在任树高的记忆里。玛蒂娜身材高大颀长，但在镜头面前没有丝毫傲慢与身段。拍摄时，她有时倚着肮脏的墙头，有时踩进泥淖，甚至不顾身后驶来的车辆。为了捕捉最真实的中国面孔，她会毫不犹豫地钻进潮湿闷热的种菜暖棚。

       在敬老院里，为抓拍一位正在下棋的老人最自然的瞬间，玛蒂娜全然不顾地上泥泞，直接跪趴在湿漉漉的地面上。

       "她从来不让人摆样子，只抓拍。等人们发现镜头想躲开时，她的快门已经响过了。"更让任树高动容的，是玛蒂娜·弗朗克按下快门后的那份温柔——她总会向被摄者奉上一个礼貌的微笑，或拉着任树高上前，真诚地表达歉意。

       正是这种对土地的俯贴、对普通人的尊重，让玛蒂娜的镜头拥有了直击心灵的力量，也让世界看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最真实的人民生活与情绪。

第四章：黑胶布下的独立傲骨

       在玛蒂娜·弗朗克身上，任树高不仅看到了高超的抓拍技艺，更看到了一个女性艺术家钢铁般的独立意志。

       作为布列松的妻子，她的名字本可以轻易躺在丈夫的光环里。但她绝不依附。任老回忆一个细节：玛蒂娜自主独立意识极强，曾有一个摄影展，因主办方自作主张在请柬上打上了布列松的名字，她宁可直接取消展览。

       玛蒂娜·弗朗克手中的相机，因高强度使用和经年磨损，机身有地方已经裂开漏光。她没有换新，而是用黑胶布一层一层严丝合缝地缠紧，继续按动快门。那台缠着黑胶布的相机，像极了她傲骨嶙峋的艺术人生。

       "她极其注重细节，"任树高先生说，"她特别叮嘱我，务必详细记录每一个拍摄地点、人物的年龄和职业，绝不能有半点差错。"

       在玛蒂娜的严谨影响下，任树高不仅做好了语言的翻译，更做好了历史的注脚。那趟中国之行，既记录了贩夫走卒的市井温情，更聚焦了一批从文革劫难中坚强活下来的知识分子、作家与艺术家。那些面孔带着岁月的沧桑，却闪烁着新生的坚韧。每一帧历史定格，都被严谨地标注了时间、地点和人物。

第五章： 巴黎客厅里的世纪擦肩

       至于坊间流传的布列松“拒不拍照，甚至为此打官司”之说，任树高先生也给出了第一手的澄清——他本人与布勒松夫妇之间的真实交往，恰恰是另一个故事。

       在接待弗朗克访华后的次年，任树高随团去法国。布列松夫妇闻讯后，便热情地邀请任树高去他们家中做客。那是私人场合、单独会见，任树高无须翻译即可用法语与布列松这位“现代摄影之父”及玛蒂娜·弗朗克自由交谈。后来坊间所传的2000年布列松与邓肯的官司，核心针对的是“未经允许公开发表私人照片”，而非朋友间的随手拍摄。

       然而，在这间无数摄影师梦寐以求的巴黎客厅里，任树高那次连试探性的合影请求都未肯提出，否则由弗朗克亲自按下的那张与布列松的单独合影，便将是中国摄影史上独一无二的珍藏。见过布列松一面的中国摄影人本就屈指可数，得以单独合影的唯有李振盛一人，且是在公开场合。而任树高是唯一被请入家中私下会见的特例，却偏偏与那张本可唾手可得的照片失之交臂。这份遗憾，反倒成了他诚实本分人格的另一重注脚。

       临别时，布列松与弗朗克夫妇分别向任树高赠送了个人作品，并在作品上写下了中法友谊见证的文字和亲笔签名，成为中国摄影界极为难得的珍宝。

布列松赠送任树高的摄影作品，留言是 “赠送任树高先生，非常由衷地感谢。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弗朗克赠送任树高的摄影作品，留言是“赠送任树高留念，真诚的友谊和美好的回忆。     玛蒂娜·弗朗克”

结语：徐徐打开的大门

       正是玛蒂娜·弗兰克这趟自费破冰之旅的引导，中法文化交流的大门被徐徐推开。在她的引路和报道下，法国文化艺术界的代表团开始络绎不绝地踏上这片古老而新生的土地，著名摄影大师杜瓦诺和布列松的摄影展相继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1983年4月，杜瓦诺影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左起：法驻华使馆官员、法中友协书记布瓦西埃、法驻华大使、中摄协主席徐肖冰、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华君武、中摄协副主席黄翔。     任树高摄

1987年2月布列松摄影展首次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左起：中摄协主席石少华、布列松的代表古维翁女士、任树高、中摄协副主席黄翔、法国驻华大使贡巴尔。

                                           任树高供稿

       当年那位在寒冬依然穿着单皮鞋、在本子上严谨记录的中国翻译任树高，也在这次灵魂的共振中，更加坚定了手中那台基辅相机的分量。他用一生的真诚与尽心，完成了对那个伟大时代的私人侧写。

       回看这些老照片，纸张或已泛黄，但照片里的人——无论是系围裙留客的八旬任老，还是在泥地里长跪的玛蒂娜·弗朗克——他们的灵魂，永远留在了那个光影交织的春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