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满柜子看起来很体面且昂贵的服装，却几乎天天穿一件百十来块的白上衣，只因它让我觉得很舒服，很放松。

如果一双靴子让我觉得穿着舒适，那我很有可能一整个冬天都穿这双鞋子；一条长裤让我觉得穿着合身又惬意，我很可能会买上三五条，整个季节都穿这一款裤子。外套有时可以穿上一两个月再送洗，但裤子得天天换洗，特别是白裤子。

我的这种穿衣风格不太像女人，而更像男人。追求极简，不喜欢在穿衣服上花费太多的时间与精力。我也不像其他女人那样，打开衣橱花花绿绿的一片，我的衣橱里只有三种颜色，以白色为主，以米色与黑色为辅。

对于其他女人能“包治百病”的包包，我的态度同样如此，如果哪个包让我觉得得心应手，我近乎会一年四季都背着这个包。以前喜欢特大的包，因为里面可以装上很多本书。现在外出很少带书，于是喜欢很小的包，最好没什么重量。今年春天时我在月亮河的小摊儿上花了几十元掏到一个纯牛皮的咖啡色小包，喜爱至极，从那以后，这大半年，我几乎走哪儿都背这个包。任凭那些名牌包包闲置在柜子里。

无论对人、对物，我选择的唯一标准就是“我喜欢”，至于别人怎么看，别人觉得好不好，爱不爱，与我都无关，我的喜爱与舒适高于一切。

每周，我基本都会满足老师和小豆至少一个心愿。前几天老师对我说想去第五大道。今天我没什么特别安排，就决定陪老师和小豆去转转。我想象的第五大道就是像纽约曼哈顿那样的第五大道，高楼耸立，繁华似锦。走到那里，谁知不过是一条平平无奇的街道。我问老师：“这就是您一直心心念念要来的地方吗？”

老师说：“原先很繁华很热闹的！”我想，这个“原先”应该是二三十年前吧。老师随后指指拐角处的亚运村图书大厦，对我说：“要么我们去图书大厦看看，你不是喜欢书吗？”

我说好！可走进里面，所见却都是各种各样的小摊儿，有卖玩具的、卖服装的、修电脑的，甚至还有卖鸡爪熟食的，就是没有卖书的。于是我问一个卖帽子的摊主：“这图书大厦卖图书的地方是在哪儿呢？”他说在三楼！

于是我又满怀希望的上到三楼，结果呢，不如不上。不上，至少还有念想。一些书架子上是堆了一些书，但我总觉得那不是书，都是明码标价的商品。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对老师说：“这里卖书，却无法贩卖知识；贩卖知识，却无法贩卖智慧。象征文化的图书大厦，却偏偏没有文化！”

为了不至于一无所获，我还是在一张陈列诺奖作品的小书桌前停了下来，选了一本加缪的《我身上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在回来后，我第一时间便打开了这本小书，开篇第一篇《反与正》，写到了一个女人与一个墓地的故事。没有刻意的悲戚，没有激昂的呐喊，却在平淡的叙述里，让生死的命题变得像阳光穿过树叶般通透。

文中的老妇人在继承了一笔突如其来的五千法郎的遗产后，用这笔不多不少的钱买下一块墓地，从此就每天要去看看这块墓地，如同每天的约会。在常人眼中，这或许是阴森的境遇，可加缪笔下，却藏着一种奇妙的平衡。这场与死亡的约会，使得死亡不再是终结，而是融入生活的一部分。就像老妇人会对着墓碑低语，甚至在墓穴里虔诚地祷告，死亡在这里褪去了恐怖的外衣，成了与活着并行的风景。

这种对生死的淡然，加缪没有说教，只是用白描的笔触，让我们看见许多活着的细节，与墓碑上的名字一样，都是生命的印记。

死亡本是“反”面，却在老妇人的生活里成了“正”的注脚。她在寂静的墓地旁，似乎能听见生命的回响。这让我想起，生活里所有看似对立的事物，或许都在相互成全。

合上书页，窗外的阳光正好。加缪用这篇短文告诉我们：生死从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在平淡的日子里珍视每一份温暖，在面对离别时保留一份从容，这或许就是对生命最好的回应。

我同时也不由联想到我的养母，早在二三十年前，她就准备好了自己的墓地，甚至中间又换了一个据说地势更高、视野与风景都更绝佳的地方。我没有去过，但是买地时，我出了钱，与哥哥一人一半。养母不要我出钱，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觉得无论怎样，我也算是她的孩子，要尽一份孝道与义务。

如今，我也将老师视作母亲，甚至早就想好了，老师的余生我负责到底。老师在逛了一圈之后，就说自己走不动了，脚疼，我在给老师和小豆买了几大包零食后，便叫了车送一老一小回家。

我觉得无论是父母和孩子之间，还是恋人或者爱人之间，最好都有各自的空间，保持相对的独立。想念时彼此在一起，平常各有各的活法，就像我和老师、小豆之间的距离。每当相见，都彼此欢喜。每当分开，都会带着感恩挥手告别，却不会恍然若失。小豆自从会开口说话，就一直喊我“妈妈”，我也早就想好了，等他长大，我绝不会去烦他。他想来见我，我又正好有时间，便见他。他若不想来见我，我也能自得其乐。或许是，那时，想来见我的人，要预约到许多天之后，也说不定！

那时，我应该是小豆的骄傲吧！至于别的，我不想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