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注：今天这篇文章有些沉重。写于2011年的1月1日与1月2日。在这里，我不仅仅是一位旅人，更是一位旁观者与思考着。若是大家能从头至尾思绪不受任何干扰的将此文看完，或许有所收获。所以就不再插图。

有幸，让我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遇到各种各样的良师益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从费城回纽约的路上，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思源，如果有时间，你可以读读李泽厚先生的作品。他是我最为敬重的中国当代的思辨家，相信他的思想会对你有所触动。”

当我回到纽约家中，第一时间上网，看到李泽厚老师在2010年的最后一天写下的这篇文章： 

2010年在今晚就要结束了。但我觉得，它好像不应该就这样终结。

2011年对我而言，好像并不真的存在。它好像不会到来。

也许，我们没有明天。

即使“明天”真的来了，其实也不过是“今天”的绵延。

今年初，南方周末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

于是，“围观改变中国”，成了今年的热词。

尤其是近来几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在围观。

然而，围观是否真的能够改变中国，则是一个未知数。

认为“围观改变中国”，这是寄希望于未来。

寄希望于未来，实际上就是寄希望于别人，或者，寄希望于自己能够永生。

善待他人，对他人抱有希望，这固然不错。然而，改变现实的行动还得依靠自己。

正因为自己并不能永生，所以，我们就应该“向死而生”。

“向死而生”，就是不要苟活！而要活出生活的意义。

所谓“活在当下”，其另一面就是“我们明天就可能死去”。

明天是未知的，明天是一个未知数。

明天，有很多人、很多事物，都会离我们而去。

而在明天的明天，我们也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所以，我们之所以活着，永远都是“现在”地活着的。

“现在”，就是我们的全部！“现在”使得“我们”是活在一起的。

而在明天，“我们”不一定就在一起了。

所以，“向死而生”，才是真正地面向“他者”而活！也是面向未来而活！

“活在当下”，是最道德的活法。因为惟有“现在”将“我们”联结在一起。

我们没有明天——这是“活在当下”的一种信念。

并且，只有这个信念，才能让我们摆脱对时间的虚无感，意识到“现在”的存在。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螣蛇乘雾，终为土灰。”

在时间面前，人人平等。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而在“现在”面前，只有勇者才能担当得起“向死而生”的信念。

“向死而生”指向“生”而不是“死”，它叫我们紧紧地把握住“现在”。

“我们没有明天”，绝不是放弃明天，而是将希望融入到今天的实际行动当中。

既然“明天”只是一个虚拟、一个奢望，“今天”就是最值得珍视的。

一个“我们没有明天”的中国，才可能是一个好的中国！

“没有明天”，今天的中国才能开始理性的社会实践！

是啊，如果没有明天，那么我们用今天的时间会做些什么？我们是否会去做一些更加迫切的事情。李先生用当下的时间在思考一个国家的命运。那么作为一个作家我又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呢？此刻，写下这篇文章，希望不但对于群体有益，对于个体的生命同样充满启示。

对于每个人而言，各有各的迫切。但是现在，我们将许多今天迫切需要完成的事情放到了明天，我们甚至寄希望于明天会完成的更好。无数个明天的诱惑，使我们损失了一个又一个的今天。我们终于在今天和明天之间，荒废了我们的青春，甚至使自己的生命不知不觉间丢失。

譬如我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完成，但是今天我要陪同H去新泽西参加一个新年的PARTY。因为有明天。因为当你生活在一个家庭里，或者一段关系里，你就要尊重某些甚至无需约定的俗成。

围观改变中国，想到这个题目，我觉得很是匪夷所思。我没有去网上查看具体的内容，也许别人有别人的解释。但是我觉得，中国人之所以喜欢围观，大概是觉得时间太多了。大概是觉得有无数个明天正在等待着自己，而忘了当下的自己正活在别人的世界里。忘了一个活在别人世界里的人，是永远没有明天的。

我不去想明天会怎样，只是在当下，我决定去那里。虽是去参加别人的PARTY，但是我有自己的筹划。正如我在书中所写，活在当下，世界才会真的活过来。人也一样，只有活在当下，才是真正活着的人。

写完这篇文章，我给远在中国的前辈写了一封邮件，并附上了此文。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前辈的回信。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从围观到围墙》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是一篇厚实的杂文，痛砭中国人的痼疾，一针见血。

你抨击的这两种社会现象都与愚昧不可分，围观更多表现无聊，没事干凑热闹；围墙更多反映无知，不知世界是围不住的。你说得好，围观是很多国人的一个常见病、慢性病。围观根本不可能改变中国。一件事情因为围观而得到积极解决的是少之又少的个例。

鲁迅先生早在留学日本时，就在电影里看到国人围观清廷命官斩首革命党人的情景，说那些人伸长脖子，像被一只只无形的手提着的鸭，痴呆地看着革命党人被杀头，还一直往前挤。这场面对他的刺激实在太大，从此他决心弃医从文，认为国人更需要医治的不是身体的疾病，而是精神的疾病，是愚昧无知和愚蠢无聊，于是写了一篇战斗性杂文，题名《药》。此后，他鞭挞着中华民族的劣根，企望唤醒中华民族的良知，一直战斗不息。

国人有围观传统，大到两国打仗，小到两人拌嘴，都会迅速引来成群的爱好者。我记得小时候，我的家乡武汉沦陷，开始时年轻人都跑光了，怕被日本鬼子抓住杀头，后来日本兵在村里玩耍各种游戏，留守在家的老头老太先是偷看他们的表演，随后胆子越来越大，居然逐渐聚集成群，最后躲进深山远水的年轻人也慢慢回来了。日本兵就这样利用中国人喜欢围观“看热闹”的习性，经常搞些小杂耍吸引当地人“不召自来”集会，听取他们“讲故事”，推行 “东亚共荣圈”。我想当年区区一百万日本兵居然能占领大半个中国，除了在电影中我们熟悉的“三光政策”之外，国人喜欢“看热闹”的围观传统，应是帮了日本人的大忙，当然还有大量汉奸和汉奸文化的为虎作伥。

张乐平曾在《三毛流浪记》中画了这样一幅场景：三毛撅起屁股，爬在地上，眼睛盯着看什么东西，不一会儿引来路边一堆行人争先恐后围观，最后发现三毛在地上捡起一粒米，大家居然不散，继续津津有味地谈论着一粒米……。

近三十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围观现象有所收敛，但是围观场景至今也并未远离我们，人们不时会在大街小巷看到这类现象，发生车祸，有人跳楼，谁家失火，店铺被盗，老太太摔倒……甚至无缘无故，都会迅速形成围观群。媒体偶有披露，聚众围观，见死不救，见危不救。有人在街上被暴徒殴打，围观者中无人出头劝阻，只看着被殴者头破血流，大家仍无动于衷，直到警察到来，围观者一哄而散，无人愿留下作证。也有落水者，岸上围观者众，无人见义勇为入水救人，也无人报警，致溺水者在众目睽睽下淹死。

围观说明有许多闲人，他们既有时间又没事干，既不读书又不看报，或者其实只喜欢看热闹，并无其他爱好。我到过的国家，凡发达的，人们走路都是来去匆匆，不会长久驻足停留。凡那些落后的国家，围观现象都很普遍，甚至呆若木鸡一群一群，无所事事。我常怀疑，这样的个体能进步吗？这样的地区能发展吗？这样的国家光靠国际维和援助行吗？我甚至认为，喜欢围观或容忍围观，其实是一个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落后的标志性疾病，不彻底医治，前途无望。

你从围观，说到围墙，你写得很充实。我赞同你的说法，围墙文化比围观文化更可怕。因为围观者可以散去，而围墙却固定着。我只补充一点，我们的马路其实也是层层“围墙”，属于围墙文化的延伸，不过采用栅栏式，高的，低的，长的，短的，直的，曲的，有的围着路，有的围着树，有的围着花坛，与各家各户、大宅小院的各种围墙形成一个“网络世界”。这不是虚拟网络，可以随便穿越，这是实体网络，你不可穿越，但却常有人跨越，以死为代价，于是便有了更高的围墙或栅栏。中国就有这个毛病，有人跨越围墙或栏杆，便有更高的围墙和栏杆。防盗门窗，也是这个规律，防盗窗从一层，到二层，到三层……。

你是击中要害，说国人历来缺乏安全感，以为围上围墙就安全了。还可以加上，国人还以为安上防盗门窗就安全了，以为栅栏越多马路就安全了。实际上我们并不比那些没有围墙、没有防盗门窗、没有马路栅栏的国家或地区更安全。

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否有问题？我以为国人很少再研究大禹治水的方法，而是喜欢沿用鲧治水的方法，结果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弄得越来越复杂……

长辈的来信语重心长。这也是他以自己大半生的经历总结出来的经验。相比于长辈周游列国的过往，我其实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稚嫩小孩。但是我愿意以自己不多的经历来阐述我点滴的感悟。至少，我在思考。

从围观说到围墙，从围墙我想说说家。因为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里，家就是四面围了围墙或篱笆的那个家。但是我很少在国外看到围墙。所以在行走世界的过程中，我不但看风景，也喜欢受邀去一个个朋友的家中，去观察他们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不但体验人生，也不断反思，寻找自己与他者之间的差距。

这天正好莎莉邀请我和H去参加她在家中举办的Party。莎莉今年八十八岁，独自居住在新泽西一座临山而建的别墅里，拥有一个巨大的天然大花园。很冷的天，她一直赤着脚，屋里屋外的行走，忙着招呼各种朋友。她的家都是白色的，甚至客厅里摆放着的那架三角钢琴也是白色的。是我喜欢的格调。我也因此更喜欢她。

莎莉至今没有退休，一直坚持工作，给很多明星设计首饰。同时，也将自己打扮得光彩照人。她在家里举行派对，招待自己最喜欢的朋友到家中聚会，大家一起享受美食，也相互交流生活中遇到的各种趣事。

在过去的几周，我去了好些美国人的家，还有杰妮、佛劳伦斯、芬迪，她们与莎莉一样，都是可爱的老太太，都一人独居，都拥有很大的房子。

佛劳伦斯比莎莉小三岁，今年八十五岁。她曾是美国FBA的工作人员，年轻时是无与伦比的美人。在八十二岁之前，她还每年独自去世界各国旅行。后来在一次旅行的过程中，在游轮上摔了一跤，之后腿脚稍有些不便。但即便如此，她也依然坚持自己照顾自己。每天自己清理房间，自己做饭，甚至还自己上街买菜。并不是她雇佣不起保姆，以她的财力，她甚至可以雇佣三个管家，但是她觉得她有能力自己处理这些事情。她每周两次安排看电影，还去教堂做义工。

杰妮是纽约大学的终身教授。我每次见她，她都打扮得像个年轻女孩，我不太好意思问她的年龄。但是从她的皮肤状态，我猜测她至少已经七十岁了。她的家像个历史博物馆，这大概与她是历史学教授的身份有关。房间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古董，连她养的那只猫仿佛也成了精，从卧室里迈着优雅地步伐向我走来，居然令我联想到杰妮。杰妮虽然已到了中国古人所言的古稀之年，但依然像个精灵。有次我临时去她家，看她打扮得那么漂亮，正奇怪，难道她平常在家也是这么精心打扮自己的吗？她似乎知道我的心思，于是解释说：“Ah, my dear, tonight I want to see the ballet, that's an interesting show。”

莎莉、佛劳伦斯、杰妮、芬迪，她们都独自生活，但是她们并不寂寞。她们依然每天保持阅读。她们也有自己的孩子，但那只是说明，她们曾经生下了他们。她们并没有因为儿女不在身边而感到悲伤或者难过。她们认为那就是生活。各人有各人的路要走。她们不愿意去打扰孩子，她们不但让自己喜悦，也让每一个看到她们的人都喜悦。她们觉得，除了在尘世的这个家，她们还有另一个家，所以她们也并不恐惧老去。她们愿意过一种神所喜悦的生活，成为一个良善的义人。或者说，那即是她们的本性。她们不愿意自己成为子孙们的统治者，在她们看来，那是最失败的人生。

细想起来，中国的家庭中，无论人们是否承认，我们从来都存在着某种统治。家长与孩子之间，就像施恩与报恩，讨债与还债，交易与交换。我们有过真正的平等与爱吗？我们对孩子的爱真的是无私的吗？还是携带着很多私心，希望孩子成为自己所期望的。或者说，我们对父母是真正的孝吗，或者只是出于所谓的伦理和颜面？

家，原本应该是一个温暖的地方。可是我们的家真的温暖吗？那么多的家暴、那么多的纠纷在暗地里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演，那么多的家庭因整天忙于外面的事务，而使自己的家变成一个旅馆一样的地方。还有勒令、强权、责罚，使多少孩子情愿在外面流浪也不愿回家。

中国人，历来讲究一家之主，家长在家庭中享有绝对的权威。特别是在古代。然而到了如今，从家庭中年龄最大者享有最高地位到如今家庭中年龄最小者享有最高地位，从原先儿子是老子的儿子，到如今老子是儿子的儿子，真不知中国人的思想是进步了还是落后了。而我以为，那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中国人最讲究中庸，但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从未中庸过。从过于的长幼有序，遵循三纲五常，到过于的长幼无序，无法无天。

而在西方，父子之间永远是平等的，没有儿子对父母的三磕六拜，也不会有父母以父母之命，要儿子为自己养老送终，以尽孝道。当然，也不会有父母为了儿女做牛做马，为所谓儿女的前程不顾礼法，甚至公然违抗法律，损人利己，包庇纵容。最终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害了儿孙。中国人太期望自己的儿孙能为自己的家族光宗耀祖，太寄望于自己的辛勤付出能换来养儿防老。而西方人，我指的是大多数西方人，却从来没有这种思想。在他们的观念里，生儿育女是一种社会责任，将孩子抚养到十八岁，可以到社会上成为一个能独立承担社会责任的人，那么为人父母者的任务便告完成。他们不会去规定孩子必须成为什么，他们只是让孩子成为他自己，做他喜欢的事，而不是让孩子做父母喜欢的事。

当然，也有子女整日以父母的事情为第一要事的。我在纽约就遇到一位。他来自台湾，是家中的老大。当他来到美国后，慢慢的，他将家中的父母以及姐妹都申请到了美国。他非常的孝顺，以至于每到下班，他唯一的事情就是快快回家，去陪伴父母。父母总是夸奖他是最乖的孩子。他已经五十岁了，做母亲的还是一直在这样地夸奖他，赞美儿子的品性难能可贵。可是父母有替儿子想过吗，他真的快乐吗？我看得出，他其实并不快乐。他没有属于自己的朋友，甚至年至半百却还没有谈过恋爱。他的头发已经白了，他还在坚持做他妈妈的好儿子。可是他失去了应该属于自己的生活。如果对父母的不孝是一种悲哀，这是否是另一种悲哀呢？一个善良的儿子，却成为对父母行孝的牺牲品。这是一个生活在西方却仍然以中国传统的伦理捆绑着自己的家庭。这难道不是一个悲剧吗？

家，到底是什么？我曾经也没有确切地概念，在我想当然的认为中，家就是灵魂的归宿，家大概就是天国。至于尘世的家，我几乎没有体验。但是莎莉让我知道，家就是让自己放松，也让彼此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