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饶自爱

人走茶凉，是趟过岁月长河后，无人能回避的人生况味。从事新闻工作到从政数十载，从军营到地方，从纸笔生花到退隐闲居，我以半生浮沉的切身体会，向读者道一句：人走茶，真凉。

17岁穿上军装，18岁奔赴对越自卫还击战场的硝烟，19岁班师回营，我与新闻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军营小报角落里的“小火柴盒”短文，到大报报刊版面上的“豆腐块”，再到占据头版头条的长篇通讯，那些字里行间的赤诚与热血，让我成了营中颇有名气的“笔杆子”。彼时去各连队采访，总有连首长亲自引荐，班排长围坐相伴，粗瓷碗里的白酒碰得叮当响，酒液里泡着战友的信任与热忱。我握着笔，在煤油灯昏黄的光线下，将一个个献身军营的赤诚故事，化作铅字里的光与热，那份被需要、被认可的温热，至今想起仍有余温。

1984年，因部队提干无望，不愿再做军中“妆衣裳”的我，毅然选择弃笔回乡务农。未曾想，“部队笔杆子返乡”的消息被军报记者报道，在湖北恩施的山水间掀起一阵波澜。彼时家中小弟尚幼，二弟正念高中，母亲常年抱病，虽父亲任区委要职，我仍听从县民政局李副局长的建议，下了轮船便入职巴东县广播电台，重拾笔杆当起了编辑。部队锤炼的直爽性子，让我对工作多了份较真与执着——每日精心编排甲乙丙丁的播出稿件，更铆足劲深耕对外宣传。那些年，《鄂西报》（后更名《恩施日报》）几乎两天就能见到我的文稿，《湖北日报》每月至少两篇刊发，就连《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国家级媒体，也常采用我的稿件，笔杆为我撑起了一片被瞩目、被喝彩的天地。

命运总在峰回路转处设下岔口。正当笔力劲健、声名渐起时，我被选聘至乡镇任副镇长，恰逢全力贯彻《森林法》、整治无证乱伐“杉尖棒”的关键期，刚掀起整治热潮，却又被调往县委组织部。骤然脱离熟悉的宣传阵地，电台没了我的声音，电视没了我的身影，报纸没了我的名字，曾经众星捧月的“一支笔”，仿佛一夜之间被抛入遗忘的角落。那份从热到凉的落差，恰似一杯热茶骤然失温，凉得让人猝不及防。

 在组织部的八年，我恪守一个“忠”字，抛家舍业奔波在基层一线。驻绿葱坡区枣子坪乡抓党建，翻山越岭走访百余户党员家庭，踩着泥泞山路记录基层心声，写出《农村党员的活动阵地在哪》；赴茶店子镇参与整党，蹲点调研三个月，与无职党员促膝长谈，完成《无职党员怎样发挥作用》；驻点野三关镇，与基层干部同吃同住同劳动，体会田间地头的酸甜苦辣，写下《基层领导的苦与乐》——三篇调研文章先后在全省推广。可我直爽的性子、不绕弯的言辞，终究触了人世故的暗礁，错失提拔机会。后调往县委宣传部任党员教育科科长，三年间，我简办母亲丧事，未向单位提及孩子出生的喜讯，一心扑在工作上，发掘并推出覃遵荣、穆国傲等十七位全国全省正面典型。可因不愿捧上迎合、只知埋头干事，最终被下派乡镇，直到以一级主任科员身份退休，我才初尝“枪打出头鸟”的酸涩，读懂“人走茶凉”的初层意味。

未曾想，后被安排到湖北新生的水布垭镇工作，承蒙同姓领导器重，我搁置十年的笔杆再度被启用。几届政府的重要文稿多由我主笔，尤其是深入实地采写的《清江画廊中的名画》《巴文化的活化石》《福利院长的真情》等600多篇长篇通讯与文稿，陆续被新华社、中国作协、《湖北日报》等媒体全文刊发，“饶笔杆”的名号再次传开。那段日子，读者来信堆满书桌，祝贺的信息接连不断，有人主动转发文稿，有人执意请客庆贺，甚至有素不相识的人发来红包致敬。彼时的热闹与追捧，让我真切体会到人间“以名为先、以利为重”的现实，也让曾经的“凉”显得愈发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