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黄毅《疼痛史》

 张琰  王敏

（张琰，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2020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王敏笔名伽蓝，新疆大学新疆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知名文化学者、评论人）

《疼痛史》是新疆当代作家黄毅今年出版的新作，是一本辑录了诸多个体与群体灵肉集结之痛的散文集，这其中包括肉体的病痛、思想自忖的阵痛，对亲友伤逝、生命陨落的哀痛，异乡客对身份追问的迷惘之痛，及回望历史的沉痛和对社会文化发展行进时偶对民生显弊担忧的忧痛等。其创作初衷诚如黄毅在作品的前言中所感慨的：为了“涵盖所有人类的疼痛”，令疼痛的神经“为人民而鼓动”，这种写作论调贯穿文之首尾，他以纪实性笔调将个体和集体所遭受的苦痛经历揉入理性的审视与平和的包容中，以冷硬的笔触将对现实的关怀融入字里行间，用痛定思痛、励人前行的方式实现文艺创作者对“书写人民史诗”，为时代“培根铸魂”使命的自觉体认和文化担当。

一  创作者的冷静与坚硬：直面百态之痛

记得李怡先生在谈及“苦痛”与知识分子间的关系时曾说：“‘痛感’的摄取和因克服痛感而创造的精神成果，是知识分子自我确证的重要标志。”如前所言，黄毅在此著中对疼痛的开掘不啻于以痛自省，其更将疼痛视为作家的恩赐与财富，认为“天生我痛必有用”，用文字记录疼痛似乎是印证自己曾“活在当下的铁的事实”。他对自己所经受的肉体苦痛也不惮采取一种看似忧惧实则戏谑的态度来应对——调侃自己接受针灸治疗时变成了“仙人掌”，脊柱被植入金属钉时嘲问自己是否成了钢铁侠，腰痛刚止而罹患痛风时又戏称自己成了“痛友”。黄毅对自我身体疾患的透视和剖解并不忌讳对读者的耐受力和同情心形成挑战，而对于现实隐痛的指出更是直切肯綮。在《屋顶》中，其以忏悔者的身份向过去粗放式毁林垦荒的开发模式提出了时代的诘问，在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今日，黄毅的扪心自省对当下的生态建设仍是一种劝谏和加勉；在《疯狂的口罩》中，其对漠视社会规约、追求所谓“个性”，忽视疫病防控的群体施以无情的笔伐，借“口罩如旗帜，飘扬着人类的天真和狭隘”的反讽，为现下抗疫防疫的现实问题予以披露和警醒……黄毅的笔尖所叩之处，皆是对人生、对现实的百态之痛的揭示。

百态之痛作为书写模型被叙事呈现，其目的难道仅仅为了表现“疼痛”本身？答案无疑是否定的，直面“事实”是思想者的基本素养，如周涛先生所言，人们对疼痛避之不及，然“黄毅触动了众人较多回避的命题”，从肉身至精神，从个人至集体，其以创作者的先锋性与敏锐度触探并公示人类生理和心灵的隐疾。一方面，他在与自身病痛和记忆之殇的对视中完成了自我劝慰与和解，获得了以锐利字眼去开凿过去并迎接未来的力量，从而可以对断骨之伤付以黑色幽默，对他者之痛给予同情的审度；另一方面，其也以“真的猛士”之姿继承并发扬了新文化运动以来文艺工作者对于求真求实、理性批判的坚持，以“身先士卒”之态将众人未能察觉的隐微及众人不敢正视的真相呈之于公，用自身对身体疾病的正视、心灵暗疮的明示、历史沉疴的公示及社会时弊的揭示，将笃思明辨的精神传感于民众，履行了自身作为文艺创作者“以文培元，以文立心”，用文字灌溉民族之魂的职责。

二 创作者的温厚与使命：力担时代重任

具有文化自觉性的文艺创作者不会让文字止步于浅层的视觉冲击和情感震颤中，通过痛感的传递，创作者以共情参与的方式令自身介入现实生活，深入社会并关怀民众，使文字具备较强的精神共振力，通过对“疼痛”的书写来抚慰“疼痛”，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来传递温暖，为群众提供心灵的疗愈和精神补给，发起对生活真善美的共同追求与创造，以促进人民在艰难的岁月里和衷共济，在新时代下同心协力，奋楫笃行。黄毅在《疼痛史》中对苦痛记忆的呈现和痛感世界的营构无疑也有着更为广阔深远的期待视野。

该作品对各式痛感的工笔细雕向读者垒砌起有关人类疼痛史的骨架图貌，而深楔骨隙、赋之鲜活感的部分却是与其冷硬笔触相反的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不仅展露于创作者对他者痛感经历本身的悯切，更集中在创作者借助“疼痛”向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发起的“有志一同”的倡议。在《我看到了我的白骨》一文中，黄毅提到：“人生无论清白与否，骨殖都会是白色的，让我们懂得宽宥，原谅自己，也原谅别人”；在《活着真好》一文里，黄毅记叙自己探病诗人好友经历，面临生死诀别，他慨叹“我虽然一直疼痛，但至今仍活着，活着真好”。于种种疼痛的面前，他看到了个体的渺小与生命的尊严，这便决定了其创作心态的谦卑与平和，也奠定了其写作忠于人民、面向生活的关怀倾向与现实基调。而身为文艺工作者，他具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性，他在《疼痛的缘起》中由“谁的疼痛都是我的疼痛”转而希望“我的疼痛也是所有人的疼痛”，在这一表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作为“时代歌者”对“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而进行文艺创作的坚定立场，也看到了他对民众能够自觉承担时代责任，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将每个“小我”置身于集体的“大我”中，能够做到“忧他人之所忧”，“乐他人之所乐”的美好期盼。

黄毅长于西北，对新疆的发展建设亦倾注了心血热情，在曲折前进的道路上，他说自己学会了“用疼痛衡量世界”，在痛中保持清醒。这份清醒与对文字的执着是对伤痛的直面迎击和对疗愈之路的不懈探寻。记得阎连科先生曾在《疼痛的随想》中说，面对疼痛，写作者应持有一种激情和愤怒，即“写作者面对历史、社会和现实的一种因疼痛而独立、尖锐的叫声，是一种承担的胆识”，“是写作者在面对责任与逃离时的一种极为清醒的选择”。诚然，黄毅对痛感和病状以冷峻细致的文字进行摹刻，于生命之脆弱和肉身之沉重的呈现过程中，丝毫不吝展现其作为语言文字工作者的冷静犀利和刚直坚硬，然其本质却透露出文艺工作者独有的柔软与承担：其借“疼痛”二字之艰涩，来传达对生命生活的深刻热爱和珍视，对民生之艰与众生不易的关怀与悯叹，以及对民族复兴和社会文化发展大业的关切与坚定。黄毅在《疼痛史》中，对民众“疼痛”感同身受的体悟正是创作者“以吾生之疼，感众生之痛”的文化自觉性展现，是文艺工作者心系民族与民生，坚守人民立场，与人民共情共爱，在“真情倾听时代发展之音”下的文学实践。这于西部文学创作中的“疼痛”书写而言，无疑是一种带有切肤温度的文学表述，对“领悟人民心声，把握时代脉动”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设的号召也是一种积极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