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摄·总第5256期）

邓九刚：“生活的力量”——探寻经济脉搏中的城市灵魂

作者/孙树恒

一、历史层积：在文明交汇中解码城市基因

      （一）2400年的包容底色：从云中城到多元共生

       作为土生土长的呼和浩特人，邓九刚老师对这座城市的历史基因有着独到洞察。赵武灵王筑云中城2400年以来，匈奴、鲜卑、突厥等民族在此杂居，形成“农牧交错、多族共生”的独特地貌。不同于单纯的草原印象，2000年前的呼和浩特已是内地与草原的交流枢纽，赵长城的修建并未隔绝文明，反而让云中城（方圆3平方公里）成为五族杂居的“百城之城”。 这种包容在历史人物与事件中尤为显著：北齐名将斛律金（敕勒人）演唱的《敕勒歌》成为中华文化经典；鲜卑政权从盛乐（今呼和浩特）出发，南下修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将游牧艺术与中原文明融合；独孤伽罗（云中出生）作为隋文帝皇后，以少数民族习俗影响宫廷制度，见证了文化交融的深度。

       （二）地理馈赠：四季分明的经济温床

        呼和浩特的地理优势为其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元代刘秉忠描述此地“夹路禾黍”，农田广袤；如今翻过大青山，杏树难寻，而呼和浩特却因四季分明，成为“什么庄稼都能长”的风水宝地。1543年，阿拉坦汗带领部众耕地，引入农耕技术，至1571年“隆庆议和”时，归化城已实现粮食自给。这种物质基础，为商业繁荣提供了可能。

二、召庙、土地与城市肌理：商业雕琢的空间叙事

      （一）召庙经济：宗教与商业的共生模式

         呼和浩特曾是“召庙之城”，大召、席力图召等不仅是信仰中心，更是经济枢纽。扎萨克达喇嘛每日领固定钱粮，使召庙积累大量土地房产。召庙与商人合作开发房地产，形成独特城市肌理：大召东侧喇嘛印务所印制佛经服务草原庙宇；街道“三弯、八拐、十八道半街”是商业自由生长的产物，如需喊话通行的马车巷，见证了“没有规划的规化”。

       （二）土地制度与财政智慧

         清代呼和浩特土地分为召庙用地、蒙地和官地，土默特都统衙门与归化道衙门因“官俸微薄”，依赖土地出租补充财政：雍正元年房租收入487两，十年增至609两。这种“以商养政”模式推动商业资本向房地产流动，绥远城建成后，官方与民间租赁形成互补，催生“天元号”等老三大号，由兼具乡耆与商会职能的崇厚堂管辖，维系商业秩序与地域认同。

三、板申：被误读的草原经济密码

       （一）板申的本质：功能性经济聚落

         邓九刚老师强调，板申（蒙古语“房屋”）并非内地农村，而是按经济功能分化的共同体：

农业板申：如公喇嘛、太平庄，清代年输粮食1200石、牛奶2000斤； 手工业板申：苏木沁的明代陶窑为阿拉坦汗制作贡品，陶卜齐冶铁融合汉蒙工艺；

        服务商业板申：麻花板申清代每日加工熟肉干800斤，远销恰克图。 板申通过“十二辰集”与归化城形成物资循环，1720年记载每日有3000斤蔬菜、500件手工制品流入城内，构成精密的经济协同机制。

      （二）阿拉坦汗的规划蓝图

      《俺答汗金册》显示，板申布局蕴含“军事-经济-宗教”三重逻辑：按“北斗七星”阵型排列形成防御屏障；强制农业板申配套手工业板申，形成产业链；每板申划十分之一土地建敖包，由召庙统一调配赋役。三娘子推行“计丁授田”，使板申蔬菜自给率从10%升至70%，1616年接待俄罗斯商队时，板申的奶酪、毡帐成为主要贸易品。

     （三）从历史到现代：基因的延续

        板申的多元经济形态为现代产业埋下伏笔：阿拉坦汗的农耕技术演变为乳业牧草基地，喇嘛扎布的“会员经济”转化为供应链管理，召庙土地出租逻辑发展为产业园区运营模式。邓九刚老师在《呼和浩特：被误读的商业基因》中指出，城市灵魂不在宏大叙事，而在板申牧民的算珠声、驼夫的脚印里，更在当代企业家重构商业文明的实践中。

四、万里茶道上的民族共同体：从归化城到国际商道

     （一）归化城：多元协作的商业实验场

        明末清初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是中原与草原的贸易枢纽。1571年阿拉坦汗被封为顺义王后，汉蒙贸易合法化，内地起义者白教、赵全等带来农业技术，使归化城实现粮食自给。城市周边村庄如长坂坡（驼村）、五路村（旅店业中心）构成独立经济单元：五路村商人梁怀亮作为英国怡和洋行代理，能说蒙语、俄语、英语及“买卖语”，带领万峰骆驼的驼队纵横欧亚，彰显了归化城商业网络的国际渗透力。

     （二）万里茶道：超越地域的经济共同体

        邓九刚老师是我国唯一用脚步丈量万里茶道的作家，他从田野调查中，纠正了“晋商独自开辟万里茶道”的认知：这条由康熙与彼得大帝通过《尼布楚条约》确立的国际商道，实则是中俄六大商帮（莫斯科商帮、索拉商帮等）共同参与的经济体系。大盛魁作为晋商“旗舰店”，其成功源于对多元文化需求的精准把握——唯有呼和浩特商人知晓蒙古草原的物资缺口，也懂得南方茶叶的特性与运输之道。 在商道上，多民族协作创造了震撼场景：2000匹野马从草原进入农业区，马牙纪与驼夫仅凭经验口令，便能让马群不践踏庄稼。这种默契背后，是“共同市场、共同生计”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历史文脉孕育现代商业基因

        当被问及“为何呼和浩特能诞生伊利、蒙牛”时，邓九刚老师指出，乳业的爆发式增长本质是传统商道文化的现代转化：梁怀亮式的包容视野、大盛魁式的资源整合能力、驼夫的冒险精神，在乳业中转化为“简单大气、宽广包容”的企业气质。例如，满族女孩郑雪在蒙牛建厂前率队开拓深圳市场，与历史上驼夫开辟商路的智慧一脉相承，而许多企业家曾在“卖药团队”历练，构成商业智慧的代际传递。

五、军事与商业的共生：从马城到商贸枢纽

       （一）军事基因塑造早期经济网络

         邓九刚老师指出，呼和浩特不仅是“召庙之城”，更是一座“马城”。清代绥远城（今文学馆位置）曾是八旗部队驻防地，骑兵训练与战马养护催生了完整的产业链：马掌制作、马鞍修理、兽医诊疗等，围绕军事需求形成早期城市经济网络。春秋两季的演兵场（西门外至内蒙古党委旧院）万马集结，马牙纪（马经纪人）能通过体态、毛色判断马匹产地与习性，年均向内地产输送马匹20万匹。 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中四座古城重叠的考古发现，印证了农耕与游牧文明的经济互动——从春秋代郡到北魏盛乐，不同时代的城池废墟层积着“军事-经济”共生的密码，成为解读呼和浩特“百城之城”身份的关键注脚。

      （二）马文化中的社会流动机制

        在呼和浩特的马文化体系中，“走马”是贵族身份象征，而驯马师的技艺，则充满智慧——如以膝盖顶住马腹脾脏部位瞬间驯服烈马。更重要的是，马文化催生了独特的社会流动路径：驼夫往返于乌兰巴托与内地，年薪20两白银，可私带骆驼贩运货物，两年即可从“打工仔”蜕变为小业主。这种“贸易+运输”的双重身份，让呼和浩特成为“走西口”者改变命运的土壤。

六、生活的力量：城市灵魂的终极诠释

        邓九刚老师的讲座最终落于“生活的力量”：从赵武灵王筑城到现代乳业崛起，呼和浩特的蜕变源于普通人对“更温暖的房子、更丰厚的粮食”的朴素追求。这座“百城之城”的灵魂，藏在马牙纪辨识马匹的眼神、驼夫的算盘声、商人的讨价还价中，更藏在召庙与商人签订契约的墨迹里。 “理解一座城市的经济脉搏，必须回到‘人’的维度——是生活本身，推动着历史的齿轮，也塑造着永不褪色的城市精神。”邓九刚老师揭示，经济从来不是冰冷数字，而是无数人用智慧、勇气编织的生活之网，而这张网的经纬，正是呼和浩特历经千年而生生不息的“城市灵魂”。

•        【作者简介】

  
  

           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经济30人专家组成员，呼和浩特市政协智库专家。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诗词学会会员，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副会长，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兼副秘书长，内蒙古大盛魁公司文化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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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微信公众号《阳光的视角》，孙树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