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数字经济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化，正在深刻重塑生产关系的底层架构。本文以词元经济为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了消费者与平台签订消费权益合作协议后，实现产品免费使用并获取数字确权资产流资本收益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词元作为智能时代知识价值的标准化计量单元，使知识参与价值创造首次变得可观测、可计量；消费权益协议通过将消费者的数据贡献与消费行为转化为可确权的数字资产，重构了消费者在价值分配中的位置；而基于词元计量的收益分配体系则为这一转化提供了制度化的价值回流通道。本文认为，词元经济正在推动消费者从价值链条的末端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主动参与者，这一转变构成了新质生产力时代生产关系变革的微观基础。

关键词：词元经济；新质生产力；消费权益协议；数字确权；流资本

一、引言

2026年春天，国家数据局正式将Token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词元”，并将其定位为“智能时代的价值锚点”和连接技术供给与商业需求的“结算单位”。这一命名事件的意义远超术语规范本身——它标志着智能经济从一种技术现象正式进入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经济制度框架。与此同时，中国日均词元调用量从2024年初的1000亿跃升至2026年3月的140万亿，两年增长超千倍。词元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理论构想走向产业实践。

然而，词元经济的意义不仅在于为AI服务提供了一种计价单位。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知识、数据、算法等新型生产要素成为价值创造的核心驱动时，传统的生产关系和价值分配体系是否还能有效运转？劳动者、消费者在智能经济中应处于何种位置？

“十五五”规划将“新质生产力”作为主线，而数字技术正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新质生产力是以数字智能技术革命为核心代表、由前沿科技集群式突破所引起的新质态的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词元经济作为数字经济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具象化体现，正在成为各地破解产业同质化、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路径。

本文试图回答一个在既有文献中尚未得到充分阐释的问题：在词元经济的制度框架下，消费者如何从单纯的“付费使用者”转变为“价值共创者”和“资本收益分享者”？具体而言，当消费者与平台签订消费权益合作协议后，产品何以能够免费使用？消费者何以能够获得数字确权资产带来的流资本收益？这一转变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本文将从词元经济的计量革命、消费权益协议的制度创新、数字确权资产的资本化路径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二、词元经济：新质生产力的价值计量革命

2.1 从“黑箱”到“可计量”：词元的经济学突破

在经济学漫长的演化史中，技术进步作为一个核心变量，长期被视为理论模型中的“黑箱”——我们知道它驱动增长、创造价值，却难以透视其内部运行机理，更无法精确计量知识参与价值创造的具体方式与程度。知识虽然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却长期处于尴尬地位——人人都说它重要，却没有人能说清它具体如何“计入”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在增长核算中常常表现为扣除劳动、资本贡献后的“余值”——全要素生产率，这个“余值”本身就是一个黑箱。

词元经济的根本性突破正在于其计量功能。词元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计算单元，其意义远超技术参数的范畴——它使AI能力从一种边界模糊的技术形态，转变为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新型数字资产与标准化生产要素。从技术逻辑来看，Token构建了语言信息标准化计量单元，Word Embedding则通过向量表征实现了知识的语义可计算化，二者共同构成智能时代知识量化的技术底座。

这一计量革命带来了三个层面的范式转换。第一，知识从依附于个体的稀缺“无形资产”转变为具有公共基础设施特性的、可规模化供应的“生产资料”。第二，知识的使用变得可精确计量——词元就像知识经济中的“智能电表”，让知识的使用和消耗第一次变得可观测、可计量、可加总。第三，知识生产的社会性空前增强，每一次词元调用的背后，都隐藏着跨越时空的社会性知识协作。

2.2 词元经济的体系特征与运行逻辑

词元经济是以“词元”这一大模型信息处理的“最小标准化单元”为核心载体，围绕词元生成、流转、消耗、结算全链条，构建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可监管的新型经济形态。其依托“词元、数据、算力、模型、场景”五大核心要素协同运行。其中，词元是整个体系的价值核心，承担智能服务计价、要素流转、市场交易的标准化标尺作用；数据是核心原料；算力是基础支撑；模型是智能中枢；场景是价值出口。

词元经济不是对数字经济的简单补充，而是其深化形态——如果说数字经济实现了信息的数字化存储与传输，那么词元经济则实现了知识的原子化与价值化。词元的出现，不仅带来了一个新的计量单位，更从底层重塑了既有价值计量体系的基本预设，推动新质生产力的价值秩序从“要素占有”向“能力兑现”深度转型。

2.3 新质生产力与词元经济的理论耦合

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在数字经济时代，涌现出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更高科技含量的劳动资料和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词元经济恰恰为新质生产力的这三大跃升提供了制度载体：劳动者（包括消费者）的知识贡献可以通过词元被计量和回报；劳动资料（数据、算法、模型）可以通过词元被定价和交易；劳动对象（知识服务、智能服务）可以通过词元被标准化供给。

词元大模型生态的崛起，不仅是新质生产力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具体体现，更为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开辟了新空间。词元的背后是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壮大，使得人工智能可以从海量的数据中发现深层关联规律，不断赋予数据要素新的价值。正是这一理论耦合，为消费者通过词元参与价值创造和分享收益奠定了经济学基础。

三、消费权益协议：数据确权与生产关系重构

3.1 消费行为的双重属性：使用价值与数据价值

在传统经济范式中，消费行为具有单一属性——消费者支付货币，获得产品或服务的使用价值，交易即告终结。消费者的角色被限定在价值链的末端，是价值的“消耗者”而非“创造者”。然而，在数字经济尤其是智能经济时代，消费行为开始显现出此前被忽视的第二重属性：数据价值。

每一次消费行为——无论是线上购物、内容浏览、服务使用还是智能交互——都在生成数据。这些数据经过汇聚、清洗、标注和训练，成为驱动大模型迭代、优化算法性能、提升服务精度的核心原料。在词元经济中，高质量的训练数据已经成为决定词元价值含量与应用精度的关键变量。这意味着，消费者的每一次消费行为都在客观上参与了价值创造——消费者不仅是产品和服务的“使用者”，同时也是数据和知识的“生产者”。

然而，在传统的平台经济模式下，消费者生成的数据被平台无偿占有，数据创造的价值被平台单方面捕获，消费者无法从自身数据贡献中获得任何回报。这种“数据贡献与价值回报”的断裂，构成了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之一。

3.2 消费权益协议的制度功能

消费权益协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制度创新。其核心功能在于：将消费者与平台之间的传统交易关系，从“一次性买卖”升级为“持续性的价值共创与共享关系”。

具体而言，消费权益协议包含三个层面的制度设计。第一，数据确权。协议明确消费者对其消费行为所产生的数据享有所有权或收益权，平台不得无偿占有和使用。通过区块链等技术的存证确权，每个消费者的数据贡献都可溯源、不可篡改。第二，贡献计量。协议约定以词元为单位，对消费者的数据贡献和消费行为进行标准化计量。无论是浏览时长、交互频次、内容贡献还是消费金额，均可转化为可比较、可加总的词元贡献量。第三，收益分配。协议规定平台将基于词元计量的收益按贡献比例分配给消费者，形成“消费-贡献-计量-分配-再消费”的闭环。

这种制度设计使消费者从单纯的“付费使用者”转变为平台的“价值共创者”。消费者不再只是“花钱买服务”，而是在消费的同时“投资”自己的数据与注意力——这些曾经被无偿攫取的资源，如今被确权为消费者的数字资产。

3.3 生产关系的“消费侧”重构

消费权益协议的深层意义在于它从消费侧重构了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核心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及由此决定的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方式。在词元经济时代，数据已经成为关键的生产资料。谁掌握数据、谁决定数据的分配，谁就掌握了新型生产关系的枢纽。

传统平台经济中，数据生产资料被平台垄断，消费者作为数据的“生产者”却被排除在所有权和分配权之外。消费权益协议通过数据确权和词元计量，将数据生产资料的部分所有权和收益权返还给消费者，从而改变了消费者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从被动的“数据被采集者”变为主动的“数据资产所有者”。

这正是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在消费侧的具体体现。消费者的角色从“劳动对象”的被动接受者（被动消费产品），跃升为“劳动资料”的主动提供者（主动贡献数据），并进而成为“价值分配”的平等参与者。

四、数字确权资产与流资本收益：从消费到投资的范式转换

4.1 数字确权资产的形成机制

数字确权资产的形成遵循“数据资源—数字资产—数字资本”的价值跃升路径。这一路径包含三个关键环节。

第一环节是数据资源化。消费者在平台上的每一次交互——浏览、点击、评价、分享、支付——都在生成原始的、非结构化的数据资源。这些数据在传统模式下被平台无偿采集和利用，而在消费权益协议框架下，它们被识别为消费者的“数据贡献”。

第二环节是数据资产化。通过清洗、标注、确权和价值评价，原始的、非结构化的数据资源被转化为标准化的、可计量的数字资产。词元在此扮演着价值计量单位和产权登记单元的双重角色。每个消费者的数据贡献被量化为特定数量的词元，并记录在区块链等可信基础设施上，成为可追溯、不可篡改的数字资产凭证。上海首个个人数据价值交换网络“浦江数链”正是这一逻辑的典型实践——平台具备海量个人数据确权与可信流转、智能合约自动化权益匹配与兑付、可持续经济模型运营与收益二次分配三大能力。

第三环节是数据资本化。确权后的数字资产进入流通和增值环节，转化为能够产生持续收益流的“数字资本”。青岛数据集团于2026年4月落地了全国首个词元计量收益分配体系，将各类数据转化为统一的词元单位进行价值核算。在此基础上，全国首例纯数据资产信托收益权ABS首期5.32亿元正式发行，全网累计吸引19.8亿元市场资金踊跃认购，超额认购倍数达3.72倍。数据首次以独立核心资产的身份登陆资本市场。

4.2 “流资本”收益的经济学逻辑

“流资本”（flow capital）概念区别于传统的“存量资本”（stock capital）。存量资本强调资产的静态持有价值——土地、厂房、设备等有形资产的价值在于其“被拥有”。流资本则强调资产的动态增值价值——数据、知识、关系、注意力等无形资产的价值在于其“被使用”和“被流转”。

数字确权资产之所以能够产生“流资本收益”，根植于词元经济的两个核心特征。

特征一：词元的非竞争性与可复用性。 与传统物质资产不同，词元（以及其所计量的数据和知识）具有非竞争性——一个人的使用不会减少他人可用的数量。词元经济的成本结构呈现独特的“L型”：模型训练阶段是一次性的天文数字级固定成本投入；一旦模型训练完成，生成每一个额外词元的边际成本极低且基本恒定。这意味着，汇集越多的消费者数据贡献，词元的总量和质量就越高，而边际成本几乎不增加。由此产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使得数据资产的聚合价值远超各部分价值之和。

特征二：词元的可交易性与可流转性。 词元作为标准化计量单元，天然具备可拆分、可组合、可交易的经济属性。消费者的数字确权资产可以像金融资产一样在市场中流转——既可以持有等待增值，也可以在词元交易平台上进行交易。这种流动性使得数字资产从“沉睡的资源”转变为“流动的资本”。

基于这两个特征，消费者的数字确权资产能够产生三重收益流：其一，直接收益——平台基于词元贡献量进行的定期收益分配；其二，增值收益——随着平台词元生态的扩张和词元价值的提升，消费者持有的数字资产同步增值；其三，流转收益——消费者可以将部分数字资产在市场中交易变现。这三重收益流共同构成了“流资本收益”的完整图景。

4.3 产品免费使用的经济可行性

消费权益协议框架下“产品免费使用”看似违背商业常识，实则具有严谨的经济学逻辑。其可行性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

前提一：边际成本趋零。 如前所述，词元经济的边际成本极低且基本恒定。平台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每多服务一个用户、每多处理一次请求，增加的算力和能源成本微乎其微。这使得平台有能力在不损害自身盈利的前提下，向贡献数据的消费者提供免费服务。

前提二：数据价值的“预支付”。 消费者虽然免除了货币支付，但通过消费权益协议向平台让渡了数据的部分使用权——这些数据经过聚合和训练，转化为驱动平台核心业务的词元资产。消费者的数据贡献实际上构成了对平台的“实物投资”——只不过这种投资以数据而非货币的形式存在。平台将这部分投资回报以“免费服务+数字资产收益”的形式返还给消费者，形成了“数据投资—价值创造—收益分享”的闭环。

因此，“产品免费使用”不是慈善行为，而是一种新型的价值交换方式——消费者以数据资本代替货币资本进行“支付”，从而在不支出货币的情况下获得产品使用权，同时还能分享数据资本产生的增值收益。这是词元经济对传统“货币-商品”交换范式的根本性超越。

五、理论意涵与批判性反思

5.1 词元经济对经济理论的挑战与拓展

词元经济的崛起对主流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深刻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起点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体”。但在词元经济中，个体的理性决策高度依赖于一个外在的、社会化的智慧基础设施——大模型。个体的生产行为被深度嵌入一个无法控制却对其产出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化智慧网络中。这种社会性动摇了纯粹个体主义分析的根基。

同样，词元经济所依赖的大模型产业具有极强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报酬递增特性，极易导致赢家通吃的市场结构。这使得基于完全竞争和自由流动假设的均衡分析在分析此类市场时显得力不从心。

本文所揭示的“消费者—数据资产—流资本收益”逻辑，则进一步挑战了传统消费理论的边界。在传统经济学中，消费是效用的“消耗”，投资是资本的“积累”，二者泾渭分明。而在词元经济中，消费行为同时具有投资属性——每一次消费都在生成可确权、可增值的数字资产。消费与投资的界限正在模糊，一种“消费即投资”的新型经济行为正在形成。

5.2 风险与治理挑战

当然，词元经济的这一转化路径也面临着不容忽视的风险与挑战。

其一，数字鸿沟的加剧风险。 数据资产的积累具有明显的“马太效应”——高频使用数字服务的用户积累更多的数据资产，获得更多的收益分配，而数字弱势群体则被排斥在这一价值循环之外。这可能导致新的社会不平等。

其二，资本垄断的延续风险。 有学者指出，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关系下，作为固定资本的词元逐渐成为数字资本牟取超额利润的新工具和新手段，不仅助推了“一般智力”的资本化，还加剧了平台对数字资产的垄断。消费权益协议能否真正实现“去中心化”的价值分配，还是仅仅为平台垄断披上了一层“共享”的外衣，仍是一个开放问题。

其三，制度与监管的滞后风险。 词元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其产权制度、交易规则、税收框架、消费者保护等制度安排仍在探索之中。如何在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保障消费者权益与维护市场秩序之间找到最优解，是词元经济治理的核心命题。

六、结论

本文从词元经济的底层逻辑出发，系统阐释了数字经济转化为新质生产力过程中，消费者通过消费权益协议获得数字确权资产流资本收益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词元作为智能时代知识价值的标准化计量单元，使知识参与价值创造首次变得可观测、可计量，为新质生产力的价值计量提供了制度工具。消费权益协议通过数据确权和词元计量，将消费者从价值链末端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价值共创与价值分配的主动参与者，重构了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关系。而基于词元计量的收益分配体系和数字资产的资本化路径，则为消费者提供了从“消费”到“投资”的范式转换通道。

这一转化的本质，是知识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在词元经济框架下实现了从“无偿被攫取”到“有偿被确权”、从“沉默的资源”到“流动的资本”的制度性跃升。它不仅是技术进步的产物，更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那样，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正在词元经济的催化下发生深刻变革。

当然，词元经济的这一发展路径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从理论构想到制度落地，从局部试点到全面推广，从技术可行到社会可接受，仍有大量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亟待解决。但可以确定的是，词元经济正在打开一个此前长期被视为“黑箱”的领域——知识参与价值创造的方式和程度——而这一打开的后果，将深刻影响新质生产力时代每一个人的经济命运。

作者：黄钟钧

单位：桃园義香数智技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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