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摄·第 149期总第5221 期）

据科技日报报道，在日前举行的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重大成果专场发布会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4》。报告显示，全球创新格局保持亚美欧三足鼎立态势，领先国家科技创新优势突出。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第10位，接近欧洲主要发达国家水平。

我的骄傲与自豪油然而生。放下正在阅读的《中西文明根性比较》（潘岳先生著）和《中西文明十九讲》（侯建新先生主编），掩卷沉思，两个穿越时空的诘问愈发振聋发聩：为何近代科学革命未肇始于东方？何以现代顶尖人才难出于本土？

但我脑海中又很快生出这样一个话题——文明基因的千年回响：当“李约瑟难题”遇见“钱学森之问”。我瞬间变得更加自信，“天宫”叩问苍穹、“蛟龙”探索深海的当下，其实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正随着量子计算机的量子纠缠态，在历史与未来的纠缠中逐渐显影。

一

“李约瑟难题”由英国学者李约瑟（1900~1995）提出，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这一难题的具体表述分为两段式：其一，为何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其二，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是基于他观察到中国在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所占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却骤降为只占0.4%的显著变化。

北宋水运仪象台的擒纵机构，比欧洲教堂钟楼的机械钟早了两个世纪。这个以流水为动力的精密仪器，暗含着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的独特科学观。当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石油特性时，欧洲炼金术士还在寻找贤者之石。李约瑟看到的不仅是火药与指南针的西传，更是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独特把握方式——在二十四节气中观测宇宙节律，在《天工开物》里构建技术体系。

李约瑟难题不仅是一个涉及中国科技发展历史的深刻问题，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思考。李约瑟提醒我们，在分析历史事件时应采用多元视角，综合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在追求科技创新的同时，也要尊重并传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实现二者的和谐共生。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应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科技进步与人类文明的繁荣。

李约瑟难题告诉我们，要重视科技创新。近年来，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未来应继续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科技创新工作，推动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全面进步。

李约瑟难题告诉我们，要优化政策环境。中国政府应继续优化科技创新的政策环境，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同时积极推动产学研合作，提高科技创新的效率和水平。

李约瑟难题告诉我们，要加强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离不开人才的培养，中国政府应继续加强教育和科研投入，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同时，积极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吸引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

李约瑟难题告诉我们，要转变文化思维。中国应继续转变传统的文化思维，鼓励创新精神和探索精神的培养，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

如今，紫金山天文台的明代浑仪，表面斑驳的铜绿依然掩不住刻度的精准。这种将天文观测与农事实践相结合的智慧，形成了迥异于西方数理推演的认知范式。2016年“墨子号”量子卫星升空时，项目首席科学家潘建伟特意选择这个蕴含东方智慧的名字，暗合着古今科技文明的隐秘对话。

二

“钱学森之问”追问为何当代中国难出世界级科学家，与“李约瑟难题”追问为何近代科学未诞生于中国，可谓遥相呼应。中外两位大家，共同指向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传承轻创新”、“重功利轻探索”的深层桎梏。

2005年，钱学森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直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一论断被称为“钱学森之问”，其核心是批判中国教育体系在培养顶尖创新人才上的结构性缺失。钱学森晚年办公室的写字台上，始终摆着冯·卡门的传记和《工程控制论》手稿。这位战略科学家临终前仍在思考：我们的教育能否培养出把“两弹一星”精神写入基因的新一代？

钱学森认为，人才供给水平直接决定国家竞争力，中国需突破“人才自主可控”瓶颈，补齐国家发展短板。大学不能过度追求规模扩张，不能忽视“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核心使命，避免办学模式同质化。

钱学森认为，杰出人才需长期聚集培育，中国需鼓励原创思想的制度设计，在高校大力弘扬“冒险精神”，明确人才成长系统性支持计划，培养和造就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工程应用于一体的“三维科学家”......

钱学森之问不仅是教育命题，更是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系统性叩问。其启示在于：唯有教育回归本质、制度破除藩篱、文化激发潜能，方能实现“人才强国”的终极目标。正如钱学森所言：“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如今，创新已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创新已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当华为海思麒麟芯片突破5纳米制程，中微子实验室测得最精确的反应角振荡参数，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开始在实验室的荧光屏上闪烁。

三

都江堰的鱼嘴仍在分江，灵渠的陡门依然控水。行走在中华大地，那些跨越千年的水利工程像沉默的智者，注视着后人。

深圳鹏城实验室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每秒运算次数超越经典计算机百万亿倍。这个以《九章算术》命名的国之重器，连接着祖冲之推算圆周率的算筹与当代数学家的算法革命。

在贵州天眼接收宇宙电磁波的时刻，我们突然读懂：重大原始创新往往诞生在学科交叉的混沌地带，就像张衡的地动仪同时承载着机械巧思与天地哲学。

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港的冷冻电镜中心，青年研究员正在解析蛋白质三维结构。这些“80后”“90后”科学家不再困于“跟踪式创新”的窠臼，他们用AI辅助药物设计的方式，重写神农尝百草的古老故事。当国家实验室体系打破“四唯”评价标准，允许用十年时间培育原创成果时，我们仿佛看见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时的开放胸襟。

合肥综合科学中心的稳态强磁场装置，产生着相当于地球磁场90万倍的极端环境，这种追求极限的科研精神，恰似郭守敬为编订《授时历》而建立的27处天文观测站。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港澳青年科学家可以无缝接入国家超算广州中心的“天河二号”，这种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正是对“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最有力的时代回应。

从敦煌星图到FAST天眼，从《齐民要术》到合成淀粉技术，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对自然奥秘的探索热情。当“祖冲之号”量子计算机在合肥发出幽幽蓝光，当“嫦娥六号”从月球背面带回新的岩石样本，我们终于可以自信地回答：中华五千年文明积淀的创造性基因从未断裂，它只是等待适合的土壤重新萌发。

文明基因的千年回响，不绝于耳......

                                                 2025.4.17

• 王利俊 近照
• • 来源：《王利俊》微信公众号平台，王利俊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