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摄·总第1839期）

        2019年3月11日，我最敬重的我的老领导石生岐先生逝世了，得知噩耗的那一刻，我不禁泪流满面。

       先生有恩于我。几年来，先生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于我的眼前。我也早就应该写一点文字，以纪念先生，感谢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

        我是1984年夏季被选调到鄂尔多斯日报社的。那时，先生是报社的副总编，专门分管汉文报纸的编辑出版工作。因此，我一到报社上班，就在先生的手下工作。从此，我和先生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交往与友谊。

        我常常庆幸，能遇到先生这样的领导，是我一生难得的福分。从我开始担任编辑记者的那一天起，我能感觉到，先生就在生活上关心我，工作上刻意培养我。刚到报社上班，我那时还是单身，先生就热心地为我介绍对象，牵线搭桥。记得他曾经给我介绍了一位姑娘，是自治区某位领导的妹妹。对方的家庭背景显赫，本人条件也不错，但我是农家出身，和人家相比，有点自惭形秽，于是顾虑重重，畏葸不前，尽管人家姑娘主动示好，但我还是放弃了。说亲虽然没成，但我还是从内心感激先生对我的关爱之情。

        我从一个普通编辑记者，后来一步步成长为鄂尔多斯报社领导班子成员之一，是与石生岐先生和后来的党委书记兼社长刘剑的无私培养和器重密不可分的。调到报社的第三年，即1986年3月，我就被提拔为编辑部副主任，并在同年入党。1988年3月，我又被提拔为编辑部主任。短短四年时间，我就从普通干部升到正科级，这在人才济济论资排辈的报社，是十分罕见的。其中的原因，除了我自身的素质和努力外，还得感谢石先生和时任总编辑张荣之对我的知遇之恩。

        先生对我有知人善任之恩，我自然感激万分，永生难忘。但令我更加敬佩先生的，是他那不尚空谈为民办实事的为官之道！按照时下的话来讲，先生是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表率。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鄂尔多斯日报社的所有办公室，都还是五六十年代所建的破破烂烂的旧平房。作为盟委喉舌机关的报社，显得就有点太寒酸了。报社也给上级打过盖办公楼的报告，但当时的鄂尔多斯，还是有名的老少边贫的贫困地区，根本没有能力给予解决。当时的报社领导班子，为此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改善办公条件问题，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石生岐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在党委会上自告奋勇说：“让我来试试，我舍出我这张老脸，跑跑盟财政，跑跑内蒙，事在人为，宁叫碰了，也不要叫误了！”

        后来的事实是，先生还真的把盖办公楼的资金跑到手了。其中的酸甜苦辣，当然先生最清楚，我作为他的助手，也清楚。为了争取资金盖报社办公楼，先生主动离开分管报纸的岗位，专门分管行政。而且他和时任总编辑张荣之先生一商量，也让我离开编辑部到行政，做他的助手。我跟着他跑盟财政局，跑盟计划委，跑内蒙财政厅和计划委。一趟又一趟跑，不厌其烦，记不清跑了多少趟。其付出的艰辛，非常人所能及。

        我们最先找的是时任自治区政协主席的千奋勇。先生和千奋勇主席的关系非同一般，千奋勇当年在伊克昭盟任盟委书记时，曾率先在内蒙古自治区推行包产到户的农村牧区生产责任制。石生岐当时是盟委宣传部的科长，他曾经专门为千书记起草过推行包产到户的讲话稿，还经常和千书记下乡调研，为千书记起草过好多有分量的关于伊盟农村牧区改革的文章，受到了千奋勇书记的赏识。这次我们专程前往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就是求千书记帮忙，尽早解决改善报社办公条件的事。千书记听了石生岐的汇报，十分同情，当时就给自治区财政厅长周维德打了电话（后来周维德担任过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要周厅长先听汇报，后酌情办理。

        从千书记办公室出来，我们径直就找到了周维德厅长的办公室。一进门，石生岐就急不可耐切入主题，言辞恳切地说：“周厅长，我是鄂尔多斯报社的石生岐，我来是给你汇报，我们鄂尔多斯报早在1936年就创刊了，当时叫《蒙古报》，是由党中央直属的三边地委创办的，后来由伊盟工委接手，改为《伊盟报》，解放后又改为《鄂尔多斯报》。我们鄂尔多斯报也是红军时期的老革命了，但是现在还在五十年代的破房子里办公，周厅长你不能不管我们呀！”

        那次，石生岐先生是第一次见周厅长，就直来直去一口气说了这么一通话，逗得周厅长也笑了，说：“老石，老石，坐下说，不要急，谁说我不管你们了？”

        周厅长接着说：“第一次见面，你就向我开了一炮，看出来你也是个急性子直人，为了公家的事情不怕得罪领导，难得，难得，我欣赏你！这样吧，我现在就给具体办事人打电话，你们去找找他。”

        果然，周厅长立马就当着我们的面给一位处长打了电话，后来我们又找了那位姓张的女处长，一路绿灯，争取到了一百多万盖楼资金。

        后来，我们又跑自治区计划委，又争取到一笔资金。加上伊盟财政的匹配资金，一共是将近200万。报社大楼工程于1990年开工，一年后，一幢建筑面积4000多平米的办公大楼就拔地而起了。

        报社建大楼，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谁也不敢去想的比登天还难的难题，但在石生岐先生的手里解决了，这不能不说是先生为报社所立下的一件奇功。

        石生岐先生不仅是单位众所公认的作风务实的好领导，而且他全力以赴为扶贫包乡办实事，也被传为美谈。

        1991年，鄂尔多斯日报社扶贫包乡是准格尔旗四道柳乡，石生岐先生是负责扶贫包乡的报社领导。

        四道柳乡是革命老区，三十年代就是革命圣地延安通往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交通站之一，鄂尔多斯著名老一辈革命家郝文广，当时就活动在四道柳一带。四道柳又是贫困山区，到九十年代初，乡里还有一部分村社没有解决农业用电，因为没有电，旱地就变不成水浇地，只能靠天吃饭，没有办法脱贫。石生岐先生到了四道柳乡，就一头扎下去，访贫问苦，搞调查研究。当时四道柳乡的党委书记是淡玉刚，淡书记同样也是一位作风务实的好领导，石生岐先生和淡书记一拍即合，共同确定了扶贫主攻方向，即打井上电发展水浇地。没有资金怎么办？还是老办法：跑！先生和淡玉刚书记，马不停蹄跑旗里，跑盟里，跑自治区，给人家讲四道柳老区的群众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的贡献，讲现在四道柳的贫困现状。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最终感动了上帝，落实了一笔笔扶贫上电资金。

        报社扶贫包乡短短两年，先生就帮助四道柳乡党委彻底解决了农业用电，让革命老区的群众吃上了饱饭。

        1991年年底，报社扶贫包乡两年期满，我去四道柳乡接石生岐先生回单位，亲眼目睹了这样感人肺腑的一幕：乡里的干部和附近的乡亲们听说老石要走，都纷纷赶来，把接老石的小汽车围了个风雨不透。有的老乡给老石送来了一篮子鸡蛋，有的老乡给老石送来了一袋子糜米小米，那种依依不舍的送别场景，让人震撼，让人感动，让人永生难忘！

       后来，四道柳乡的好多干部和乡亲都成了先生的朋友，他们来东胜办事，总要抽空来报社看望看望他们心目中的好人石生岐。每当这时，先生总要自己掏腰包，留他们到家里或者到饭馆吃一顿饭，也总要让我出席作陪。

        让我敬重先生的，还有他那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廉洁作风。熟悉先生的人都知道，先生是一个很讲原则的人，在他看来，按制度原则办事，遵守党的纪律，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天职！

        先生分管报社行政后勤很多年，按说他手里掌握着报社的财政大权，为自己谋取一点私利，是很容易的事。但他公私分明，不贪不占，从来没有占过公家一分钱的便宜，赢得了报社上上下下的尊敬与爱戴。

        盖报社办公大楼之前，嗅觉灵敏的包工头纷纷来报社找关系要求承包工程，可谓踏破了门槛。当时找我的人也不少，也答应给我多少多少好处，可想而知，找总编辑张荣之和分管领导石生岐的人更多。那时，报社实行的是总编辑负责制，让谁来承包工程，一把手张荣之说了算。张荣之把石生岐和我叫到一起商量，最后决定公开向社会招标，谁的资质高谁的施工力量强谁的社会信誉好谁的报价合理就中谁的标。最后经过公开招标和考察，我们选择让伊盟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中了标，一建又让最好的甄华工程队具体施工，报社又聘请了伊盟建筑工程质监站负责跟踪质量监督检查。最后的结果是，报社大楼工程不仅提前竣工，而且被伊盟建筑工程质监站评为优良工程。试想，如果这个工程里有哪怕有一丁点猫腻，能会是这样的结果吗？

        除了盖报社办公大楼，报社每年都要挤出一部分资金，为职工解决住房和危房改造。从选择承包者、签订合同到施工和竣工验收，都由石生岐先生和我具体负责。先生曾经反复叮咛过我，说：“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我们千万不要犯错误啊！”

        记得在盖东胜造纸厂附近的报社小二楼住宅时，先生在检查施工质量时，发现砌墙的沙灰有问题，拿到质监站一化验，果然没有达标，是沙子里的水泥放少了。

        此时，一楼的砖墙已经砌起了一米多高，怎么办？先生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马上命令全部推倒返工。无疑，推倒返工，承包商要损失一大笔钱。那个姓尚的承包商一听气得暴跳如雷，和先生争辩，说只盖二层小楼，又不是盖高楼大厦，沙灰里少放一点水泥，楼肯定不会坍塌。先生拿出合同，说：“咱们严格按合同办事，来来来，你看看，砌墙的沙灰里面，沙子和水泥的比例，这上面清清楚楚，你的沙灰比例符合要求吗？”姓尚的不做声了，但也不想重新推倒返工。先生见状，对姓尚的说：“你如果不返工，我就不给你一分钱的工程款！”姓尚的当时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一挥手，让工人停了工。

        第二天早晨一上班，先生就打来电话，要我去他家。我去了，只见他家里堆着不少名烟名酒。先生对我说：“你把这些东西退给那个姓尚的，他看错了人，我不吃这一套，让他立即返工！”

        我按照先生的吩咐做了，那个姓尚的，也就只好乖乖地重新返了工。

        先生无私无畏，一身正气，在他分管行政后勤那几年，包工头都说他油盐不进，是另类，说像石生岐这样的共产党领导干部，现在很少了。但私下又很佩服他，对他尊敬有加。

        2000年那年，石生岐先生退休了，后来他跟随他的儿子和女儿，定居在北京。

        大约是2017年夏天的一天，先生电话通知我，说他回到了鄂尔多斯，要我中午到康巴什区贺大妈饭店吃饭。我应约前往，细看座中客人，都是报社同事，有财务科的人，有发行科的人，也有工会的人。客人到齐后，石先生端起酒杯，说：“我退休定居在北京，年纪越来越大了，我今天请大家吃一顿饭，是感谢大家多年来对我的关照。财务科每月给我往卡里打工资，发行科每周要给我邮寄报纸，工会的同志每年年底给我打电话慰问我，你们辛苦了，我这次特意回来感谢大家！”

         大家听了石先生的话，无不动容，纷纷说：这都是我们份内的工作，石总编客气了，还请我们吃饭，我们受之有愧。

        那天，看着刚做过手术日渐消瘦苍老的先生，我和在座的同事，心情怎么都高兴不起来。果然，自从那次见面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先生的面。

        如今，先生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的高大形象，在我们心中永远屹立不倒！

     【作者简介】

       王振荣，网名鄂尔多斯山羊，资深记者，鄂尔多斯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鄂尔多斯诗词学会顾问，鄂尔多斯山羊文学平台主编。出版小说散文诗歌集多部，代表作有中篇小说《二河和他的女人》、电视连续剧本《风雨达拉滩》等。

来源:《鄂尔多斯山羊》微信公众号平台，王振荣推荐

编辑推送:【文仙雅阁】微平台~主编小鱼儿